2016年1月30日（农历2015年腊月二十一日）下午2点10分许，父亲溘然去世，享年84岁。离春节还有八天，没有吃上过年的饺子。人生自古以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谚语，再次在父亲身上应验。

要强倔犟的父亲

父亲代洪成，1932年11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代刘村。父亲姐弟五人，上有我的大姑、大爷，下有两个姑姑。在他12岁那年，36岁的爷爷意外去世，那年我大爷14岁、小姑只有3岁。小脚的奶奶带着他们姐弟五人，种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多亏他们姥爷的无私帮助，才度过难关，长大成人。尽管如此，那时候没有爹的孩子受欺负是免不了的，乃至几十年后他和同族一位大爷的激烈争吵谩骂中，才知道当年年少的他，曾经被他这个同族的哥哥，用粗湿的秫秸打得遍体鳞伤，使他刻骨铭心，一辈子不能忘。

及至稍长，战争年代征兵，要求兄弟两人以上的必须出一个兵丁，他当时在东邻的王士会村读书，村里负责人说在这种小村读书也得去当兵，在田口那样的高小读书才可以不去当兵。于是父亲就投奔到离家十二里地外的田口村当媳妇的我的大姑家，去读高小。白天上课，下课后父亲就帮助我大姑家挑水、喂牲口、起栏垫圈、扫院子。父亲读书很用功，几年的高小使他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文化人。后来父亲在西寨管区当过干部，在兴隆公社食堂当过司务长，五十年代末在东营孤岛济南军区养马场工作过。当时孤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为地处黄河入海口，水质浑浊，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烂嘴角成为常态，住的是地窝子，号称“小咬”的蚊子肆虐。父亲当时工资46元5角，而地瓜干是4元一斤，也就是说每月工资只能买10多斤地瓜干。加之年幼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三人分别只差一岁，嗷嗷待哺 。直接原因是因为奶奶生病父亲请过一次假，回去不久，奶奶又病重，父亲再次请假时，领导不许，年轻气盛的父亲便辞职回家。这些都是后来听父母说的。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父亲办成了退职，多少领取一点生活补贴。

七十年代初我记事时，父亲当时在村里当小学民办教师了。在生产队时期，父亲还当过记工员。几年后，村里办副业，有江苏人来村里办油石加工厂，父亲就在厂里当采购员。由此父亲也到过上海和苏杭等一些大地方。他每到一地，都喜欢到处逛逛看看，算得上村里同龄人中见多识广的人。父亲脾气大，嗓门高，喜欢开玩笑，眼里揉不进沙子。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和别人争吵起来了，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个讲理的人，而绝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当时，村支书就是村民眼里的“大官”，他能主得了给你口粮的多少。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哭闹时，大人往往说“别哭了，再哭大官就来了”，给孩子们以恐怖之感。所以就有人给所谓的“大官”拿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溜须拍马，让自己的儿子每天给大官挑水挑满缸。父亲对此嗤之以鼻，常常以此教育我们，做人要长志气，要有骨气。

由于爷爷去世早，父亲俨然成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我的小姑在夏口读书时和现在的姑父是同学，当时姑父家来提亲，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家是富农，成份不好。最后因了母亲的劝说才同意。后来在内蒙古的我的二姑因为孩子和别人打架，连拍两封电报要父亲去替她出气，父亲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远赴东北，事情虽然摆平了，但父亲埋怨我二姑护犊子，最后和我二姑搞的不欢而散，长年不联系。

终生辛劳的父亲

从记事起，我家宅子是唯一在村里东西主干道路南的一家。有五间北房，是用五七层砖磊的坚角，房子当时没有挂瓦，还有很大的用泥土垛成的院子，父亲说是他们兄弟二人分家后，他不分黑白的取土盖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时连独轮车也没有的情况下，应该有多艰难。到后来，村里才陆续在路南建起了很多房子。

父母共生育了十个孩子，存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八个。我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兄妹八人中，大姐只读到三年级，二姐没有读过书，哥哥高中，三姐和三个弟弟都是初中，只有我读到了大学。尽管我读书也说不上多么聪明，还屡次复课，但我之所以能读到大学，是因为父亲的一直坚持，也沾了姐弟多的光。那时已经分田到户，家里不缺我这个劳动力。有一年，我在田口联中读书时，得知乡里正在征兵，我就去应验，跑步一圈不到，武装部的同志就说，你回家给父母说说，明天去县里验吧。回家给父母一说，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应该说是当兵前途也不看好，因为村里很多当兵的复员后依然是农民，父亲说到动情处还流了泪。我第二天只好又回到学校读书。后来终于考上了临邑县一中。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父亲没有埋怨我，要我回校复读。复读费要交260元，当时父亲种的西瓜刚刚熟，父亲摘了一地排车西瓜，套上牛拉着到三十里远的禹城县城卖瓜，我陪同父亲一起去的，中午时还没有卖完。天气炎热，我买一块冰棍吃，父亲说什么也不吃。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曲阜师范大学，成为周围村里第一名本科大学生。在我的示范下，我哥哥的三个孩子和二姐的两个女儿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流泪，是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那还是八十年代刚实行承包责任制不久，父亲看到桌子上摆的丰盛的炖鸡等物品哽咽了，他说你奶奶活着时没有赶上好年景，她那时候过麦时，踮着小脚到处拾麦子，一天下来只能拾到一碗，活着时没有吃到什么好东西。

在农村，我们家男孩多，作为当父亲的来讲，就得为儿子们说媳妇盖房子。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不用为我盖房子了。但父亲还是为哥哥和三个弟弟分别盖了房子。由于父亲每年都挑选一块地种西瓜，当过麦后西瓜上市就能见到现钱，比起只种棉花的来说见钱早。有一年村集体要处理一部分树，买下后还可以继续长着。父亲就凑钱买下一条河堤上的几百棵树。父亲一辈子共盖了五处房子。每次率领我的几个弟兄，加上姐夫等亲戚帮忙，自己烧砖，自己打苇板，自己拉土，请人垛墙，用成材的树木当檩条。每次都是春节后在乍暖还寒时就动工，都是极为繁重的体力活。

记得父亲那些年每年都种几亩西瓜，暑假我在家，看到他每天顶着如火的骄阳，赤着上身，蹲在瓜地里压秧，后背起了一层红红的热疙瘩，有的爆了一层皮，有时披上一件短袖衬衫，每天也是一层盐渍。回到家里，口渴的父亲一通凉开水下肚，拿起大蒲扇扇起来。父亲生活朴素，有客人或者有场合时能喝点白酒，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喝醉过，他从来不吸烟，农闲时喜欢打扑克牌，但从来不赌。他不经常喝茶，如果沏上一杯茶，不喝的没有了颜色不罢休。晚年，由于耳朵聋的厉害，变得少言寡语起来。父亲六十多岁时还经常上房晒玉米，七十多岁还经常帮助哥哥弟弟收拾庄稼，八十岁时还拔草喂羊。父亲从来不挑饭食，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是做什么就吃什么，从来没有让人给他做什么特别的吃。

重情重义的父亲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般说严父慈母，在我家也不例外。我们小时候吃饭时，通常是父亲一个人在高谈阔论，我们这些孩子们悄无声息的边吃饭，边听着。记忆中，哥哥弟弟们都没有少受过父亲的责骂，甚至挨揍，但我因生性听话乖巧，几乎没有挨过打骂。小时候，冬天因为衣服少有更换的，棉袄棉裤里都生有虱子虮子，晚上等我们脱衣睡觉后，父亲会拿起我们的衣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捉虱子，对密密麻麻的虮子父亲则直接用牙咬。我小时候，晚上睡觉时，常常得以枕着父亲的胳膊入睡。我小时候，理发基本上都是父亲亲自给我理的，他理的小平头非常好看，和理发店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直到上高中后，我才逐渐留起了分头。父亲不仅给我们兄弟理发，而且每到春节前，村里院里的都来排队找父亲理发。我侄子们小时候，父亲不管有多累，吃饭时总是把他孙子们揽在怀里喂他们。

父亲比母亲大两岁，外边的事、家里的大事一般都是父亲作主，母亲操劳一大家人干不完的家务，很少看到父母亲吵架。但有一次快黑天时，父母吵架很厉害，好像正是农忙季节，母亲听说舅舅病了，要去看望，父亲坚持说忙过几天再去。后来父亲去了北洼的西瓜棚，我不放心，也跟着去了，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父亲和他的表哥，和我的舅舅、姑父和姨父等亲戚处的关系都很密切，我们晚辈们来往也很亲密。比如，父亲曾经帮助舅舅打下盖房的苇板，让我和哥哥赶着毛驴车送到禹城，姨父曾经帮助我家杀年猪，等等。

由于父亲曾经在老公社和管区工作过，周围十里八乡的老人提起我父亲的名字，没有不称赞的，多年后我哥哥和弟弟因为贩卖棉花走村串巷，多有亲身体会。陪伴父亲到老的有他几个年轻时交下的同学和朋友。我们从小时就和他要好的几个同学或者朋友年节走动，如兴隆街的老范大爷，祁庄的郑寿春大爷，值得一提的是史庄的史书才和史书武两个叔叔。书才叔和书武叔比父亲小几岁，由于这几年父亲年事已高，出不了门，他们每年正月十六都会结伴来到十五里外的我家来看望我父亲，他们也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尽管我父亲最后几年变得少言寡语，但他们见面仍然其乐融融。即便父亲去世后，两位叔叔还要来看望我83岁的老母亲。他们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友谊保持终生，使我们也深受教育。

一年多以来，由于父母都年迈体衰，我几乎每两周回老家一次。有一次因为有事晚回去一周，在第二十天上父亲让姐姐给我打电话，父亲说，他二十天没有回来了，看看有什么事吗？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父亲何以记得这么清楚，悲的是让老父亲还惦记着我。后来星期六我回去了，父亲正在炕上睡觉，我悄悄把他叫醒，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是我，埋怨道：“还知道家来呀？想坏了。”我却笑了。往年我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现在三周回来一次就嫌长了。临走时，父亲嘱咐道：“这次走了，可不能那么长时间不回来啊”，我答应了。

父亲走了，我在五十岁时，成了没有爹的孩子。我再回家时，只能到坟上看他了。写到这里，我泪水止不住流下来了。

父亲，安息吧！你一生太操劳了。

                                           （写于2016年正月十五日深夜十二时）

                                              (九三学社德州市委 戴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