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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济南第一个社员黄绍鸣
  来源:本站原创   2017-09-27

黄绍鸣(1910—2005),是九三学社济南乃至山东最早的社员,也是九三学社在济南乃至山东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任济南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山东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常委,山东师范学院教授。1951年2月参加九三学社,曾任济南“九三”直属小组组长、济南分社筹委会秘书长、济南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山东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中央参议委员会第七、八届委员等职。

黄绍鸣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先至西安,后到陕南城固县。1938年大学毕业,他的老师黄国璋(九三学社早期领导人,是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安排他在陕西城固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就业,次年又安排他参加了川康地区科学考察团。1940年又安排他在四川省壁山县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师。该院是新建的一所新型高等学校,距重庆市约60多公里。该院所招聘的教师不少是知名的进步教授、学者。如许德珩(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九三学社1—6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就是该院的兼职教授,又如民主科学座谈会时期的老九三学社社员刘及辰、彭饬三(解放后均为九三中央委员)等著名的进步名人都是该校的教授。因许德珩是兼职教授,上课来,下课走,再因年龄和资历的差距,他们只是见面相识,很少直接接触。而其他同事之间接触很多,彼此都很熟悉,特别与刘及辰、彭饬三等还常在一起作方城游戏。尽管彼此熟悉,但都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对进步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来说,并非自由天地,稍有不慎,即遭不测。所以说话、办事都要时刻加以警惕。当时在重庆的“座谈会”或是“协会”都要冠以“科学”的字样,就是这个原因。黄绍鸣的老师黄国璋,是当时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是知名的进步人士。1944年春夏之际,黄绍鸣与几位老同学在重庆资源委员会聚会,老师黄国璋也到了。同学、师生见面分外高兴。黄国璋说“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学术团体,你们都可以参加。”随后分送给每人一份入会申请表,填好后寄给黄国璋。这个组织就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事后得知,这个“协会”是受周恩来授意,由100多名著名科学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组成的一个进步组织。黄绍鸣从收到的该“协会”两期会刊中,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深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这位一向只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人开始关心政治时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所在的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1949年苏州解放时,他拒绝随校潜逃,坚持静待解放军接管。同年9月经老学者介绍,来到已解放一年的济南,到齐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2年齐鲁大学解体,他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授。

黄绍鸣步入社会和在政治上的进步,都得益于其恩师黄国璋的关心和帮助。日本投降后,黄绍鸣随校迁到苏州,黄国璋回到北平。三年解放战争中,一个在解放区,一个在国统区,他们没有联系。1950年冬,晚他一年毕业的同乡、同学薛贻源(在中央民政部工作)因事出差来济,顺便看望老同学,畅谈往事,自是高兴。谈到老师黄国璋,薛告诉他:“老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又是九三学社中央的秘书长,经常受到周总理或党中央的邀请,常常出入中南海,参与议论国家大事,十分繁忙。”并说:“我们原在四川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都已转入九三学社了。”薛走后,黄绍鸣即给老师写信,除叙述抗战胜利后个人的简况外,又询问了九三学社的情况,表示自己也愿加入九三学社。黄国璋立即复信,并介绍其加入九三学社,至1951年2月,帮其办完了入社的多项程序。

黄绍鸣加入九三学社后,在济南又先后从上海、北京调来三名九三学社社员,他们是:从上海调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的周莘农;从北京调山东农业厅和山东水利局工作的徐崇杰和孙自平。济南已有九三学社社员4人。根据九三学社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和济南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九三学社济南直属小组,黄绍鸣任组长。从此,作为山东省会的济南,有了九三学社组织,黄绍鸣就是九三学社在济南的第一位领导人。

1956年6月,九三学社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帮助、支持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精神,派干部王文琮同志来济南发展九三学社组织,在中共省、市统战部的帮助下,几个月的时间,发展社员100多人。同年11月,成立了九三学社济南分社筹备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指定杨德斋任筹委会主委,黄绍鸣任秘书长。

1980年4月,九三学社济南分社划归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后,他被推荐为济南分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在同年5月,九三学社济南分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分社副主委兼秘书长。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广大社员对他的信任。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不少社会兼职,九三济南分社的秘书长是个兼职,无任何报酬。他出于对党和九三学社的热爱,考虑到当时分社机关人少力弱的实际困难,他不做只挂名不干事的秘书长,除每周一次的主委碰头会议必参加以外,每周至少还要挤出时间乘坐公交车到分社机关办公室一、二次,了解一些情况,帮助机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毫不动摇,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原则”。他经常去统战部请示汇报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对民主党派还有些偏见,部分社员中受“文化大革命”和以前左的影响,心有余悸的思想也程度不同的存在。他为此协助分社机关做了不少政治思想工作。如山东大学有位著名教授,是他在齐鲁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两人关系甚好,因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抵触情绪很大,并怨恨曾批判过他的人,不参加“九三”组织活动。他便登门拜访,促膝谈心,现身说法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解开了这位教授的思想疙瘩。

黄绍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善言谈,而对九三学社的工作认真执着、勇于负责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82年11月,他参加了九三学社中央在西安召开的组织和科教工作会议。随后济南分社根据这次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处。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召开全军绿化工作会议,同时进行全军绿化展览,济南军区绿化办公室了解到“九三”社员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即找到“九三”机关办公室要求“九三”咨询服务处给予帮助,承接这个任务。“九三”分社机关办公室主任怕担风险不愿接受。黄绍鸣听到汇报,立即拍板,说“解放军要我们帮助,哪有拒之之理?只要能办就承接下来,出了问题我负责。”沙盘制作完成往北京起运前,他先去观摩了这一作品,并对参与设计制作的人员表示慰问。在全军绿化工作会议上,济南军区这一沙盘与其他军区的沙盘一起受到邓小平及中央军委其他领导的检阅,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是他果断支持的结果,受到济南军区绿化办及军区有关领导两次亲临“九三”办公室表示感谢。

1984年九三学社山东省委成立后,济南分社改建为市委会,他只担任省委副主委,不再担任济南的职务,而对济南的工作仍十分关心。当时我在九三省委机关办公室做组织方面的工作,他曾对我说:“徐老(指原济南分社和省委主委徐眉生)很关心济南的工作,因济南九三市委是新建,社员人数少,机关都是新人,业务不熟,你要多给予些帮助。”他还多次应邀到济南为新入社的社员讲社史。他说:九三学社是在党的关怀下建立的,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迎来了国家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九三学社是党领导下的参政党,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智力优势,为国家的四化建设献计出力。不论社的领导还是一名社员,都要牢记四项基本原则,自觉的接受党的领导,任何时刻都不能动摇。他从九三省委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仍关心着九三的事情。我找他写社史和请他写回忆文章,他都欣然接受。当时他已90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看到九三学社新一代的成长,与党合作共事的光荣传统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他由衷的高兴。黄绍鸣教授2005年12月31日与世长辞,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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