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能够见到我的小学校长。

去年暑假，我陪着父亲，回了一趟老家。一路奔波，拜访了几家多年没见过面的亲戚。

说是陪父亲回家乡，其实我是有很大私心的，我的脐带埋在了那片土地上，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十一岁那年，我跟随父母回到现在这座县级小城。隔了三十多年，不知楼后那棵总让我想起爷爷的老梧桐树还枝繁叶茂吗？那汪映出我寂寞身影，不声不响地陪着我与蜻蜓捉迷藏的池塘还一望如镜吗？那些与我一同分享幸福童年又坐在同一间教室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都出落成了什么样子……

我无法想象得到。在强大如飓风的时光裹挟下，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纸片，被它巨大的手掌推来搡去，揉搓碎了，随风散了。

临行前，我打了一连串的电话，他们中有我的亲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只是想告诉他们，虽然我人还没上路，但我的心已经提前扑向了他们。

那天下午，堂兄驾车，堂嫂和侄女专程陪着我们，去看我就读过的小学。操场、教室、办公室仍是老样子，只是周围的环境变了。原来黑瓦覆顶的平房没了，盖起了楼房，道路也改了，一切都像水，悄无声息地溢出了记忆之杯。

曾与我坐在同一间教室的堂兄，虽然一直住在当地，但也很多年没来过这儿了。

我与树下乘凉的一位大妈攀谈起来。人在故园，我自然地想起教过我们的老师们，脱口问她：“毛校长还在吗？”

这话问得有些冒失。掐指算算，毛校长若还健在，也已经八十上下。但对隔了三十多年，消息闭塞的我，猛地从梦中回到了现场，激动与期待兼有，一时想不起该怎样问才好。

大妈答：“在，就在坡下住。”

真是意外的惊喜，我压抑不住兴奋。此前想到毛校长时，我曾经以“百度”搜他，却一无所获。不意此刻竟一下子听到了他的准确信息，而且，马上就要见到他了。

我是跟随着到处调动工作的父母，转学到这所父母工作单位附近的金矿子弟小学读书的。并与本来就是金矿职工家属的堂兄成了同班同学。

它的规模很小。一幢两层楼房，五六间教室，两三间办公室，十几个老师，还有毛校长。毛校长大名叫毛永明，毛校长是南方人。他是怎样跋山涉水来到这所北方小城，又是怎样当的校长，当时只是一名幼稚学童的我不清楚，也从没想过。毛校长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脸红红的，头发不太长，到了额前自然地鬈起。那时他应该差不多有五十岁了，已经生了白发。他最显著的是鼻子，像中心公园的那只老鹰的嘴巴，大而尖，还红。他的口音一点都不像我们，语调平缓，出口干脆，废话很少。

他教我们思想品德教育，每周两三节课。但他总是戴了老花镜，在一楼最南头那间有些昏暗的办公室，趴在那儿备课。休息时就倒背着手，从一楼的教室开始看和听，上了台阶，往左拐向二楼的教室，继续看和听。有时仿佛被吸引住了，一直站在教室后门外。

他慈眉善目，不够威风，也不够严厉，他不像他教的课本那样呆板严肃。课堂上他从我们身边的点滴生活小事开始，培养和呵护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株向善的小苗，引导它向上生长，不偏不斜。

我那时身体比较弱，三天两头感冒发烧，经常请假不去上学。整个小学阶段，我在校时间大约只有一半。剩下一半的时间，是在家里自学读过的。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已经半认半猜认识了很多字。《人民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连环画报》等，基本当时能够看到的刊物，我都撒娇求爸爸妈妈想办法借来，并且如饥似渴地阅读。白天父母上班，家里没人，我生病了又不能去学校，就自己在家看画报、读报纸听收音机。知道了段元星、黄道婆、祖冲之，半认半猜读完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杨沫的《青春之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啃读繁体字版的《西游记》《红楼梦》，听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书籍将小小年纪的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同时也为我的文字功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文字对文学，始终有种特殊的感情，特别的敏感。就这样，我由喜欢读开始了自己学着写。生病在床，不能出门上学，我就尝试着写童话故事。

毛校长几乎每次在我生病请假时，都会去家访，给我补课，鼓励我养好身体，早点返校学习。在一次次家访中，校长了解到我喜欢读书，并且正在尝试着写儿童故事，便多次给予我鼓励。毛校长每次都会认真地看我歪歪扭扭文字加拼音的涂鸦，在上面提笔勾勾画画为我修改。我的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它们像一条抒情性很强的河流，以波澜不惊的快乐、丰盈与充实，承载了我幼小如鸟儿的心灵，使它一路无忧无虑地漂流过我多病而又充实的少年时光，永远竖起了最美好最轻松的航标。鲁迅说：“童年的情形，就是你将来的命运。”就这样，毛校长的理解鼓励和最初的文学启蒙，让我最终走上了这条文学路。也从此，文学成为我一生无法割舍的情结。

还记得有一次，我上课时突然恶心呕吐，任课老师脱不开身，扶我到办公室休息，然后又匆忙赶回去上课了。那一节恰好没有毛校长的课，毛校长没多说话，推过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他的大金鹿自行车，扶我在后座坐好，一路急匆匆带我去金矿医院。那着急的神态，匆忙的步履，全不见了往日的沉稳儒雅。

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名字不是现在的“王韵”，而是出生时父亲为我起的名字“王赟”。也因为这个名字，每次转学，或者进入新学校，都会被误读成“王赞”，甚至被读成父亲的名字“王斌”。误读多了，我也有些慢慢习惯，每当被陌生的老师或者同学迟疑着喊成“王赞”或者“王斌”时，为了不让老师同学尴尬，我也都会配合着应答。包括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甚至作为学生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而唯一从来没有叫错过我的名字的，就是操着一口软糯南方普通话的毛校长。

毛校长善于从小处和细节入手，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与特长，像对待一件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一样去呵护和浇灌他们。他懂得理解和尊重我们幼小的心灵，更有着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待学生如子女般的细心与爱护。也正是在他的精心呵护和鼓励下，我培养起了对文学的兴趣，尝试着写起了童话。

渐渐地，我们听说了他有一个右腿残疾的女儿，好像是小儿麻痹症造成的。她十分要强，学习刻苦，但那时的环境不比现在，一个残疾人又有多大的空间，多远的出路呢？我们终于听说她考取了某名牌大学却被拒之门外了。我们也看到过，他和爱人搀着女儿在路上散步，女儿倔强地甩开他们，执意要自己走，身体一歪一斜，终于摔倒在了地上。看着毛校长上前扶起女儿，拍打她身上的尘土，我的泪水禁不住刷地涌了出来。

人生来如初雪后的处女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许多记忆和往事如雪泥鸿爪驻留在脑海，时不时因了某些触景生情的吉光片羽，真真切切地跳将出来，领着你将过去走过的路重新再走一遍。将过去经历过的事重新再经历一遍，一切都如在昨日。现在回忆起这些小事，我的内心涌起一波一波的温暖。

而现在，我就要见到他本人了，在三十年之后，这怎么能不让我兴奋得心潮难抑呢？

待一路打听着寻到他的家，却只有师母在，他住在市内的女儿家。师母恰好要回去，答应领我们去。趁她关窗子的工夫，我打量了一圈室内。陈设简陋朴素，墙上挂着几幅装裱好的国画，看落款出自毛校长之手，有牡丹、苍鹰、孔雀、松树等等，都是他退休后读老年大学的习作。由此看出他的晚年生活是丰富充实的。

进门那一刹那，我一眼认出了坐在沙发中央的毛校长，他穿一件月白色的老头衫，一条咖啡色的短裤，一头积雪似的白发，那只大而尖的鼻子仍然醒目，只是不那么红了。他仿佛预知到我们要来似的，始终含笑的脸上没有一丝意外，我以为他已经记起了我。我走上前问他：“毛校长，我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

他仍然面露微笑，盯着我的脸，似乎有点儿抱歉地摇摇头，说：“记不起来了。”

我有些失望，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在路上设想了无数遍，他见了我可能会一下子认出我，马上张口叫出我的名字。正感叹时光的残酷，但转念一想，我只是他教过的学生中的一个，而他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他不可能一一记得，似也在情理之中。况且隔着三十年的漫长时光，还会有几分年少时的模样？或许经过提示，相信老师会慢慢从记忆之河中打捞出来。于是，我提示道：“毛校长，我是王赟，您教过的学生，回来看您的，我转学后还给您写过信呢。”

毛校长一下子激动了起来，鼻子又醒目地红了，颤巍巍握着我的手，说：“你是王赟？这么多年没见到了，完全不认识了。不过你这一说，你小时候的样子又回来了！”我又问了其他的老师和同学，譬如我的语文老师张明楠、数学老师杨玉荣，班长郝丽、同学付娟等等。他一一地回答，他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去向和现状，此刻他的记忆牢固而准确，像一张坚韧有力的大网，罩住了每一个人。

他们中有的是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有的是他自始至终教了五年的学生，都镌刻在他的脑海里，仿佛又回到了那所三十年前的小学校。

他的女儿趔趄着身体来给我们倒茶，她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终于考入了市图书馆。图书馆是爱书人的天堂，能够天天穿行在书籍的丛林中，呼吸着浓郁的书香，她感到幸福而踏实。

毛校长招呼女儿过来，提起了我的名字，并打趣地说“这是我的学生王赟，是当时学校小有名气的小作家，她的父亲王斌的‘宝贝’的意思。那时候，这个名字可没少给王赟添麻烦啊。”我赶忙接过话，因为名字屡屡被人误读，我现在已经改名“王韵”了，并且拿出送给毛校长的签名散文集，上面落款上工工整整写着“王韵”。毛校长又提到我当时是一个特别文静的女孩子，因为身体不是太好，下课不太喜欢运动，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书，这是毛校长对我印象深刻的重要原因。因为常生病，一个学期常常只能来读一半的课程，但是因为母亲是教师，总会给我及时补课，所以每次考试，始终是班级第一。“每次中考、期末考试前，我都会去你家家访，记得我对你妈妈说过，孩子平时身体不好不能来上学，但是考试一定要来参加，要给班级拉分争名次啊。”

的确，也许是性格、也许是身体的原因，从小我就是一个特别内向、不善言辞的孩子，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悄无声息地生活。喜欢安静的我，对于内心的感受，相对于语言，原本就更偏重于文字的表达。即使是今天，有了手机和电脑这些便捷的通讯方式，不但没有增加与外界的接触，反而让我为这种习惯找到了最好的理由。日常能打电话就不见面，能发微信就不通话，有事能简短留言就不聊天。甚至连手机和微信铃声都设在静音，总是怕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会打破我习惯的宁静无声，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方式。除非有什么非出门不可的事情，否则总喜欢宅在家里。习惯独自沉浸在文字中，静静享受无声的世界。没有想到，三十年的光阴过去，原以为毛校长肯定早就忘了我这个在学校习惯于静默无息独处的学生，却没想到居然能让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挂怀。

时间过得很快，我提议堂哥一家和我，与我们的毛校长和师母合影。

堂哥的女儿，我，我们，与毛校长夫妇，被定格在了一刹那，背景是毛校长干净温暖的欣慰笑容。

我们要告辞了。毛校长挣扎着要起来送我们，却没能站起来。

我才知道，他因为腿脚不便，基本下不了楼了，最多就在阳台上透透空气，晒晒太阳。

出门我突然伤感起来，隔了三十多年，我这一次来了，下一次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即使来了，还能见到毛校长吗？如果再来，他还能认识我吗？

路上我在想，一个学生，如何才能让他的老师记住呢？

一直到回来，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我就此请教过一位老师。他沉吟片刻，说自己教过的学生中，他“印象深刻的两类，一类是最好的，另一类是最有特点的。”他娓娓解释，每一个学生进入校园前，本身就是一张白纸，是一茬又一茬的老师教他帮他画上了美丽的图画。在老师眼中，每一个学生都有可取之处，都有自己能够照亮世界一角的光斑。即使是那些所谓“最坏”的学生，也不是真的就坏，而是包含了与众不同的淘气、调皮和捣蛋，他们以自己别出心裁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举动，让他们的老师从另一个方向记住了他们。而校园里安静沉默、成绩好、爱读书的孩子，则是最能够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想到，我们终究会一天一天地老去，追随着我们的老师们渐渐苍茫老背影。与一位老师一生所教过的庞大阵容的学生相比，我们一生沐浴过阳光雨露的老师数都数得清，他们也许在两位数内，至多刚过三位数。一个人用他的一生，默默地去记住两位数或三位数的人，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而一个老师能记住他教过的数以千计的学生中的大多数，真的是一件伟大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而奇迹的发生，源于爱与责任。就像一根推上火柴皮等待擦亮的火柴，在渴望漾开世上一角黑夜的同时，让我们回望滑行过的那条深深浅浅的足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九三学社莱州市支社副主委  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