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我多次见到毛主席，亲聆他老人家的教诲。1964年和1973年的两次长谈，印象尤为深刻。这两次谈话，毛主席讲了许多哲学和科学问题。深刻的教育，强烈的感受，集中到一点，就是毛主席研究问题、分析事物总是采取科学的态度。毛主席说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1964年8月23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当我向他介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他对坂田教授的文章给了很好的评价。

第二天，于光远同志和我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召见我们。我们猜想，可能是谈坂田的文章。果然，下午一时，我们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他老人家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主席办公，经常不分昼夜。有时通宵达旦，白天休息几个小时。这时，他刚睡醒，还穿着睡衣，又开始了工作。毛主席谈话时，或躺，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使我们毫无拘束，就像在老朋友家里作客。这次一直谈了三个钟头。

毛主席视野开阔、思想精深、语言生动，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谈起，对许多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毛主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毛主席特别重视认识论问题，毛主席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对科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首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毛主席还讲到，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还认识不清楚，我们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 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已经系统地阐述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的认识运动。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论点。毛主席谈到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于光远同志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毛主席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毛主席的这段话启示我们，人们接触事物、变革环境、改造世界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也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才能逐渐深入。这就充分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强调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就能更好地克服直观的反映论的缺陷，有力地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毛主席把实践观点贯彻到认识论的各个方面，强调认识的主体是集体，是群众，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毛主席还亲切地讲到自己的认识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的。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主席十分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发展，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过程。毛主席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主席从太阳到地球，从水的合成到细胞的产生，举了许多事例来论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毛主席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是彻底的辩证法。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会害怕自己作出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对自身是不适用的，那决不是科学。

毛主席在论述哲学和科学问题时，知识渊博，涉及许多方面。毛主席讲到：《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事后我问傅鹰教授，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讲的？他说是在讲义中提到的。可见，毛主席连北京大学化学系印发的讲义都看过，真是博览群籍！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主席接见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周总理陪同接见，我也参加了。

当我陪同杨振宁博士进入毛主席的书房时，周总理前来迎接，向毛主席介绍杨振宁博士。我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脱口而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的！”

在谈到科学问题时，毛主席十分关心基础理论的研究。毛主席首先问杨振宁博士：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又问起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毛主席与杨振宁博士讨论了宇宙守恒和不守恒问题，赞扬他说：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毛主席对我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言，也予以关注，说：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杨振宁博士说：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这就是我在1972年10月发表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时上海一家报纸已经对这篇文章围攻了几个月。毛主席对我说：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毛主席问杨振宁博士：“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振宁博士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毛主席说道：“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杨振宁博士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主席说：“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主席既重视科学实验，又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就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毛主席又从哲学上加以论证，说：在《矛盾论》中，我讲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Human being（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

毛主席两次谈话中的深刻教导，特别是他老人家那种严格的科学态度，仍然记忆犹新。这些谈话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对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本文系周培源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而作，载于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此处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