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员、每个组织、各级政府机关以及中央政府共同的事业，也是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事业，不是由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个部门单独能够完成的，同时，这是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事业，不是一时的事情。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更涉及到国策和民心，因此，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更不能为了某个党派或团体的利益来阐述。因此，论述这个问题，必须超越时代，而从人类的、文化的高度进行；必须超越具体党派或团体的利益来对待。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课题会成为一个课题被提出来，实际上已经反映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但是，因为这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所以，必须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急躁冒进，但要有近期计划和长远目标。所以，本文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近期之内无法解决，却不能不提出来加以注意。

　　本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兴儒”重点阐述儒学的复兴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作用，第二部分文化信仰，凝聚华人：聚心，第三部分“复礼”重点讲解礼仪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饰貌”重点说明民族服饰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第五部分“同文”重点阐释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第六部分“去伪”重点强调我们对待中华文化以及孔子的真诚敬意，第七部分“从道”重点讲解中华文化的根本性原则。

　　我们经常说“传统”一词，然而究竟什么叫做“传统”呢？能够统摄古今未来的那条线索才能叫“统”，能够代代相传而不断的那条线索才能叫“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必须是从古传到今，又能从今传到未来的那条线索。那条线索就是“儒学”。

　　为什么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因为孔子编订的“六经”便是儒学的总纲，按照《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说法，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的诸子十家都是“六经”的“支与流裔”；按照孟子和张载的说法，孔子是“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儒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说；按照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孔子是“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而以万世民心为田的“圣王”；按照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的说法，孔子编订的“六经”是上承其前数千年的文化，下开其后两千多年的文化。能够贯通中华文化始终的学说，非孔子所成之儒学莫属。

　　当然，在中华历史上，儒道佛三教都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佛教从东汉才传入中国，虽然也曾经盛极一时，但它毕竟不能贯穿中华历史之始终，其影响毕竟不能与儒学相比，而且它虽然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仍然属于外来学说；黄老、道家、道教也对中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远不及儒学更普遍而且长久。另外，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未能像儒学那样兼融入世与出世为一体。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则晚得多，更无资格作为贯通中华文化始终的学说。

　　战国时期，诸子之学非常兴盛，但是，它们“虽红极一时，但背离了古圣人之道，不是纯正的学说，必不能长久风光。”当时的“儒家”不是不想全面继承“六经”，但是，诸子蜂起，各子依据个人爱好及所擅长，并依据时君之所好而对“六经”进行取舍，或者空言道德，或者崇尚功利，因此，虽然各有所长，却又不免各有所偏颇之处。儒门之子有感于此而不再强调道德、功利，却独尚礼乐仁义，试图扭转当时空言道德或片面追求功利的偏颇。于是，儒家给人的印象好象成了一家一派之学，似乎失去了全面系统的博大精深气象。逮及秦朝，设立七十二博士，儒学列于其中，朝廷只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来对待儒学，而并无尊重儒学之意，这是从政治上把儒学当作一家一派之学，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意见之后，儒学才摆脱了家派之学的地位，而成了“一统多元”的“一统”之学，中华文化也从此又回归了正道。明清时期，儒学成了官学，儒学的地位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其弊端也随之而出现。因为儒学本来应当是超越于具体朝代和政府的民族之学、人类之学，无论是谁，都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修身”的目的，然后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修身”以从政的过程，不是依靠官方以及他人的强制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通过功利的诱惑所能达到的，所以，官方的儒学不利于儒学正常地发挥作用。同时，儒学强调的是“以道事君”、“以道抗政”，由此而实现“正己”、“正君”、“正臣”、“正民”的目的，一旦儒学成为政府统帅之下的学说，独立于朝政之外而有制约朝政得失的“道”，也就很容易被扭曲乃至失去，而使儒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朝廷利用的工具，被利用的儒学，不仅危害儒学本身，也危害朝廷。

　　清朝的儒学是典型的官方强制之下的儒学，也是典型的被官方利用的儒学。在这个时代里，儒学的经典成了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修身”成了次要的事情，而“从政”却成了主要的作用。在这个时代里，频繁的文字狱使文人学者噤若寒蝉，不敢“以道事君”，更不敢“以道抗君”，因此，儒学被扭曲为培养顺民的奴才之学，变成了乾嘉学派式的学术之学。因此，从表面看来，清朝的儒学地位非常高，但已经违背了儒学的宗旨，儒学也失去了正常的作用，反而成了专制独裁的工具，同时，此时的所谓“儒学”也失去了民心民意的支持。在清政府的强权还能维持其统治的时候，已经埋下了衰败的隐患；一旦政府的强权无法维持其统治的时候，朝廷政权便急转直下而全面崩溃。这本来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是中华文化的不幸，却又遇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入侵，这无疑是给中华民族雪上加霜。

　　三百多年的“伪儒学”统治，当然使众多国人对此“伪儒学”深恶痛绝；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上列强铁蹄的蹂躏，激发了爱国志士的反清反儒之心。此时出现了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试图重振“真儒学”的人士，但是，“伪儒学”之积弊甚深，一时难以奏效。爱国志士为救国图存转而向外寻求方法。本来，中华民族在宋元明清时期不是不发展军事力量和各种技术，但是，因为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采取了限制性的措施。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本来也多少有些神圣性的“道德”来约束自己，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之后，这种神圣性被追求世俗性、功效性的思想所取代，军事力量和各种技术失去了神圣性的“道德”的制约，得以肆无忌惮地发展，因此，坚船利炮护送着鸦片强行“送”到了我们的国门。在沉重的打击面前，国人先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引进“科学”、“民主”、“自由”以取代儒学的“道德礼乐刑政”，时间似乎又回到了战国时代！

　　从追求“国泰民安”到追求“富国强兵”，从追求“礼乐治国”到追求“享乐人生”，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但是，在当时情况下，爱国志士看到已经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的清政府，看到已经被改头换面而且千疮百孔的“伪儒学”，看到列强趁火打劫的利器之威慑力，选择了讲究功效的“富国强兵”策略，他们本来就对“伪儒学”深恶痛绝，在做出这个抉择之后，本来反对把功利放在第一位而不讲究道德的“真儒学”也自然而然的成了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儒学变成了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替罪羊，而且天下众恶也因此而全部由它承担了起来！不仅这种追求功利的策略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后来又加上了对“享乐人生”的追求，从而可以说，中华文化几乎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然而，孟子说过：“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道德仁义而只讲功利，因为功利不足以长久维持国泰民安，更难以保证长治久安，一个民族，整个人类也是如此。正如欧阳修《朋党论》中所说的那样：“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儒学不兴，难以凝聚国人之心，难以团结全球华人，难以传承中华文化之统，难以救治人类片面追求功利之害。如何复兴儒学呢？

　　首先，在支持和鼓励民间儿童诵读经典活动，逐步将儿童读经在学校教育中普及。儿童读经是立本问题，通过读经，使儿童从小种下圣贤之说的种子，使中华文化在儿童心中深深扎根，这样，才能树立起儿童“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才能逐渐体悟到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标准，才能培养起君子人格。

　　其次，组织培训读经教师。一百多年的反传统教育和现实思潮的影响，使现有的青年、中年教师基本上都对经典非常陌生，不仅如此，对儒学以及中华文化的认识大多存在着偏颇甚至错误，教师对读经无兴趣，教师的认识不正确，难以保证读经活动的效果，甚至会起反作用。

　　其三，选择经典诵读试点学校，把诵读中华经典、学习中华武术、欣赏中华音乐、举行中华礼仪、练习书法等等作为主要课程设置，在幼儿园、小学里减少其他课程的时数，降低其他课程的难度。

　　其四，在大学里普遍开设经典诵读课程，尤其是师范学校的中文专业开设儒学经典学习课程，不过，必须编写新教材，改变五四以来对儒学以及儒学经典的错误认识和评价，同时鼓励举办中华文化方面的学术讲座。

　　其五，通过各种媒体，呼吁学者转变对儒学经典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把学术研究与文化信仰结合起来；号召社会对中华文化的重视，提高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中华民族不是以地域来划分的，属于中华民族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任何地方，都抹不去民族的烙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要凝聚的，不仅是国内的华人，还包括国外的华人。《周易·系辞上传》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尚书》中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因此，要使全球华人团结在一起，不是靠名利财富所能够达到的，必须靠心灵的相通相同，必须靠文化的认同。

　　这就涉及到了什么叫“文化”的问题。如今所谓的“文化”，一般都是采用西方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学者们都知道都英文、法文、德文中找源头，知道这个词语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至今的学术界也仍然对此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却很少从中华文化的经典中去寻找源头。（有人统计，已出现的文化定义有二百余种或上千种）。由此可见，我们西化得有多么严重！其实，按照《周易·贲·彖传》中的话来解释“文化”，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什么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简化为“人文化成”，再简化为“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先说什么叫“人文”，“文明以止即人文”。“文明以止”是《贲·彖传》中的话，是对贲卦卦象的文字阐释：贲卦由艮卦和离卦构成，艮包含“止”的意思，离包含“文明”的意思，两者合在一起来说，就是要人们在追求“文明”的时候必须“适可而止”。“文明是重要的，但文明必以止，没有‘止’加以控制，文明过度，是不行的。止，不是止文明，而是止文明之过度，文明之敝。观察‘文明以止’，以教化天下，成天下之礼仪制度[2]。”这里又涉及到了什么叫“文明”的问题。

　　“文明”二字是用来解释“离卦”的，所以，我们只能从离卦来说。在《周易》中，离卦对应着太阳与火；在五常与五行的关系中，火又对应着礼。用本来就具备的光彩自我修饰可以叫做文，用自我的光彩去照亮一切可以叫做明。无论是修饰自我还是发散光明，都需要适可而止。兼有自饰与照明便是文明，进而适可而止才是人文。“礼”便是这种“人文”的体现。“人文”从何而来？不是完全由人来凭空创造出来，而是效法天地之道而来，“天行健”是“天道”，“自强不息”就是“人道”；“地势坤”是“地道”，“厚德载物”就是“人道”。所谓“人文”也就是“人道”的具体原则。这是与西方凭借人为创造的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文”是“化成天下”的原则，“化成”是“人文”的功用及过程，两者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文化”的整体，也就是说，用“人文”来使天下化、使天下成。所以，其重点在于“人文”，而不包括所化、所成的具体事物；“文化”只包括思想精神方面的内容，而不包括物质技术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本来没有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但是，却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因为我们有文化信仰，所以，不需要所谓的宗教信仰。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是什么？就是“神道设教”，不过，这里所说的“神道”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也不是世俗的鬼神，而是神秘莫测的大道。《周易·观·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天之神道”可以简称为“天道”，只是因为天道至高至妙，所以才称之为神道。所谓“神道设教”也就是尊奉天道，具体表现为敬天祭祖。

　　天地不言，四时运行，万物化生，这是《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因此，人类是天地所生，天地是人类的祖先；个人是一代代的父母所生，祖先是个人及家族的来源。敬天祭祖在后来发展成为对“天地君亲师”的敬奉，由此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礼教”。

　　一说“礼教”一词，我们一般会马上想到，这是从五四开始就大力批判的对象，因此，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不自觉的抵触情绪。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又重新提倡“。礼教”呢？因为五四的宗旨是反传统，而我们今天却要发扬传统、复兴传统。五四之后的反礼教，所反的是被篡改、歪曲、强化、世俗化了的“礼教”，那种所谓的“礼教”已经严重违背了中华文化精神。我们今天要复兴的礼教，是建立在正本清源基础之上的“礼教”；是使人们自觉接受并尊奉，而不是由行政手段强行使人们接受的“礼教”；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的“礼教”，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的“礼教”。

　　《白虎通·礼乐》中说：“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王夫之说：“礼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则不议，庶人则不下。政者饰也，通理之变，人治之小者也，愚者可由，贱者可知，张之不嫌于急，弛之不嫌于缓[4]。”无规矩不成方圆，礼正是规矩的体现。我们这里所说的“礼”，所侧重的是“礼”之“义”，而不是“礼”的具体规定。虽然“三代不同礼”，但是，所不同的只是“礼”的具体形式不同，而不是“礼”之“义”相异。广义的“礼教”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它历代相传，而且是所有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信仰，因此，“复兴礼教”，不仅能与历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接轨，而且能与海内外华人（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华人）同心相凝。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离不开民族的同心。要达到同心的目的，就必须要有共同的文化信仰。没有信仰，难免会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左右，那么，天下碌碌，皆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有利则聚、利尽则散，谈不上凝聚力。没有信仰，很容易堕入虚伪与偏颇，连最起码的诚信都失去了，中华民族谈不到长治久安。我们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而不选择宗教信仰，可以使全球华人心系于中华民族文化，才能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之福，也是全人类之福。这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还多的人们的心灵归宿！

　　礼教精神的复兴当然要伴随着礼教的一定形式，因此，礼仪活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入乡随俗、入乡问俗，比如到美国，我们要尊重美国的握手礼，到阿拉伯国家要与人面颊相贴，到日本则行鞠躬礼。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我们现在还有自己的礼仪吗？没有自己礼仪的民族，还能称为“礼仪之邦”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尊重的其他民族的礼仪，但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到我们国家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礼仪来使人尊重我们？我们怎么体现我们民族的自尊？

　　中华五十六民族的礼仪各有自己的特点，当然应该保存并延续下去，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中华民族理应有代表整个民族的礼仪形式，这些礼仪形式就是在我们民族历史上代代相传的一些礼仪形式。只说中华文化，总是有些太空泛，有了礼仪形式的载体，才能使之充实起来；只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总是有些使人不知如何入手，礼仪形式的复兴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入口；只说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是使人觉得太遥远，礼仪形式的复兴可以使之逐步得以落实；只说加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总是有些使人觉得与我们每个自我无关，从礼仪形式做起是内外兼修的好方式。

　　当然，礼仪形式必须以诚敬之心为基础或前提，没有诚敬之心的礼仪是违背礼仪的宗旨的。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里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说诚敬之心是“质”，那么，礼仪形式便是与之相搭配的“文”。无质之文难免虚伪，无文之质难免粗糙。文与质达到相得益彰的程度，便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便能表里如一地充分体现出君子的修养。《诗经·鄘风·相鼠》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过去的教科书上对此诗的解说，总是说它是批判“统治阶级的无礼”，当我们放开阶级斗争观念的局限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此诗是对所有人来说的，也就是说，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

　　《礼记·乐记》中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儒学虽然主张“礼乐刑政”四个方面，但是，它是把“礼乐”放在“刑政”前面的，就像《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说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所以，先有礼乐来教化百姓，使之减少犯罪，这才是真正的仁德；假如先强调法律或行政手段的制裁，而不是设法减少犯罪，那么，便是不仁的表现。

　　可是，我们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格外重视法律却轻视礼乐，把礼乐放在了法律之后，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没有法律和制度，当然不行，但是，只有法律和制度，也是远远不够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无讼乎！”礼乐不是靠外来的强迫所能奏效的，靠的是每人内心的自我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刑政却是外来的强制，是对不能自觉进行自我修养而导致犯罪之后的强制性惩罚。当我们只强调法律和行政制裁，而不先重视礼乐的时候，人们就会想法设法避免受法律的惩罚，却不顾道德修养，因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甚至礼崩乐坏。所以，礼乐比刑政更重要。

　　中华文化靠什么来使人心凝聚在一起？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既庶（人口众多）”则“富之”，既富之后则“教之”。儒学从来不主张靠武力使人屈服，也不主张靠功利来诱惑人，因为那都是不可能使人发自内心地归附。孔子说，要使国内的人先安定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对于那些远方不归附的人，要靠道德修养的完善来使他们自愿地前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如今，中华民族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在此情况下，便很容易“饱暖思淫欲”，所以，通过儒学礼仪的教化，使人们“贫而无谄，富而好礼”，培养人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精神，已经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靠诵读经典还不够，还需要加强礼仪的修养。

　　礼仪的具体形式有很多，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一些礼仪形式，但是，一般都是严重西化了之后的，要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采用我们民族历代相传的礼仪形式，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身份证”。怎样逐步展开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

　　1.祭祀礼仪：

　　中华文化所提倡的祭祀礼仪，目的不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不是为了祭祀者的个人利益，而是表达一种报恩之心和敬奉之意。具体包括三种情况：其一，对天地和社稷神的祭祀，是为了表达对天地之道的尊敬，不过，这项祭祀活动必须由国家政府来主持举行。其二，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至圣先师”孔子进行祭祀，其中又可以分为政府主持的祭祀和民间自觉举行的祭祀，可以在曲阜举行政府的公祭，在各地文庙举行民间祭祀，目的是为了表示对中华文化以及孔子的尊敬。其三，对祖先的祭祀，目的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敬意，由各个家族按期自主举行。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各项祭祀活动，首先强调的是诚敬之心，避免虚伪的形式，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需要尊重历代相传的礼仪原则，具体的形式可以有所变通，但不能随意妄自改动，一旦确定之后，就要保持一致性。

　　2.人生礼仪：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重要的阶段，对各个阶段会有不同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所以，在各个重要阶段举行特定的全民族统一的礼仪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出生礼、成童礼、成年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婚礼、丧礼等等。

　　如今，这些礼仪活动在我国虽然有一些还存在着，但是，很多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不再符合传统的基本形式，尤其是婚礼形式，一般都已严重西化，失去了民族特色，甚至违背了传统精神。成年礼则从清朝开始被强行禁止了。很多地方的丧礼已经成了做给人们看的虚伪形式。所以，复兴这些礼仪，应当根据传统礼仪精神进行整理。现在已经有一些民间人士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

　　3.生活礼仪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仪容、举止、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等，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礼仪修养，从其本人来说，体现着是否尊重别人，是否善于自律，是否真诚，总之一句话，就是反映着其人是否有教养。这当然是个人的问题，但是，一个人的教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是离不开家庭、社会和民族文化环境的。当我们身在国外的时候，或者接待外国朋友的时候，生活礼仪如何，有时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代表着我们民族了。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因此，“华夏”本来就是一个从文化角度来说的一个名词，服饰和礼仪问题直接关系到华夏民族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也涉及到民族凝聚力问题。

　　我们应该确立什么服饰作为我们的民族服饰？应该有四项条件：第一，应该是与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持久相伴的服饰，而不是某个时代所流行的服饰；第二，应该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内涵的服饰，而不是只求华美形式的时装服饰；第三，应该是代表华夏民族人口绝大多数人形象的服饰，而不能是某个小群体形象的服饰；第四，应该是具有华夏民族独特风格而且具有多种款式的服饰，而不是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服饰的拼凑组合。能够完全符合以上四项条件的，只有一项选择，那就是“汉服”！或者叫做“章服”、“华服”！

　　汉服是贯穿华夏历史的、在汉朝确立了基本特征的华夏民族服饰。在国际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在国内各民族中可以作为56民族之一的汉族的服饰。

　　华夏文化之“统”历代相传，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华夏民族；今日的中国，是华夏民族的延续；华夏民族的生生不息，是每个华夏子民的责任和义务。华夏文化的精神在哪里？在华夏文化经典之中，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因此，对我们来说，服饰不仅仅是一件御寒裹体的衣服，不仅仅是追求美丽的装饰，华夏服饰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华夏服饰的复兴，是华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国际上来看，作为各国文化象征而存在的民族服饰，已不单单是一件能够蔽体保暖的外套，更加承担了传播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因此，国服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华夏文化的风采，当然有利于华夏文化的复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他从远古一路走来，到了汉朝而确立并完善，又由汉朝一直延续到明朝，其中蕴涵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人文精神。此后，他并非自然消亡，只是因为受到强权与武力的摧折而暂时隐退。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服饰也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服系统中的深衣集天圆、地方、绳直、权衡、五行为一体，处处涵蕴着华夏文化的精神；华夏素以“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汉服的设计处处依着礼的需要，汉服礼服宽袍大袖、流畅飘逸的特征显示了华夏自古以来成熟内敛、含蓄蕴藉的内质，追求和谐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汉服，是最能和中华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相结合的服饰，无论是儒道国学、诗词歌赋、武术剑道、茗茶药酒、琴棋书画、礼乐舞蹈，无一不与汉服有着密切联系，不必赘述。

　　华夏民族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当然，各民族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华夏民族的服饰是由各民族的服饰共同构成的大体系。但是，无庸质疑，在56个民族之中，汉族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3.3%；据2005年的数字来看，汉族在大陆占92%，在台湾占98%，在香港占95%，在澳门占97%；即使是在世界上，汉族也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虽然汉服在国内可以作为汉族的服饰，但在世界上却有资格作为华夏民族服饰的代表。
　　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隐扣，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下摆、分裁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他与西服固然非常不同，即使与那些受到汉服影响而产生的韩服、和服等服饰也不同，足以体现华夏民族的特色；因为可以演绎出多种款式，所以，足以满足大家的个人爱好。这是其他服饰所无法比拟的。

　　阿拉伯民族、韩国、日本都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服饰，西方国家则有西服等等。当我们作为华夏民族的代表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当我们有重大庆典活动的时候，我们不会穿上阿拉伯服装，也不会穿上韩服、和服，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穿着西服、婚纱呢？假如中、美、韩、日首脑会晤的时候，美国人身穿西服，韩国人身穿韩服，日本人身穿和服，那么，中国人穿什么？华夏民族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多，我们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吗？

　　个人当然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服饰类型，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不能没有体现自己民族文化个性、体现民族自信自尊的服饰，因此，以汉服为国服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国服，是在重要场合或特殊穿用的服饰，当然要有固定的设计形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与需要开发出符合汉服基本特征的各种汉服样式。因此，汉服的复兴并非复古，而是回归华夏服饰的正道。

　　在《礼记》之中有一篇专论，题目就是《深衣》，它是产生在汉朝之前的作品，因此，深衣不能说仅仅是汉族的服饰。以下是此篇全文的白话翻译：古时候的深衣，大概都有一定的制度，与圆规、曲尺、墨绳、称垂、衡杆相应合，短不至于露出体肤，长不至于覆住地面。缝合裳左边的前后衽，在右后衽上加一钩边。腰缝部分的宽度是裳的下边的一半。衣袖当腋下部分的宽度，可以运转胳肘。袖子的长短，从袖口反折上来正好可达肘处。束带的部分，下不要压住大腿骨，上不要压住肋骨，要正当腰部无骨的地方。裳制用十二幅布，以与一年的十二个月相应。衣袖作圆形以与圆规相应。衣领如同曲尺以与正方相应。衣背的中缝长到脚后跟以与垂直相应。因此袖似圆规，象征举手行揖让礼的容姿。背缝垂直而领子正方，以象征政教不偏，义理公正。因此《易》说：“六二爻象的变动，正直而端方。”下边齐平如称垂和称杆，以象征志向安定而心地公平。五种法度都施用到深衣上，因此圣人穿它。符合圆规和曲尺是取它象征公正无私之义，垂直如墨线是取它象征正直之义，齐平如称垂和称杆是取它象征公平之义，因此先王很看重深衣。深衣可以作文服穿，也可以作武服穿，可以在担任傧相时穿，也可以在治理军队时穿，法度完善而又俭省，是仅次于朝服和祭服的好衣服。父母、祖父母都健在，深衣就镶带花纹的边。父母健在就镶青边。如果是孤子，深衣就镶白边。在袖口、衣襟的策边和裳的下边镶边，镶边宽各一半寸。

　　华夏服饰不应该由各种元素的拼凑。在近来对此的讨论中，大家似乎更多关注了外在的形而忽略了内在的神。在法国巴黎的服饰设计大赛上，加入中国元素的华美服饰俯拾皆是，有些可说是中国古典符号的照搬，但是，那只是空有其形而无其神的时尚装扮，没有人会认为它就可以代表中国。今天，中国也有很多中式服装出现，可惜的是，也只是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不能作为代表民族的面貌出现。我想这也是民族服饰讨论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我们已经有了汉服作为第一选择，实在不必再去另外凭空设计一套民族服饰。

　　复兴汉服不是提倡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其中的“汉族”所包括的对象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汉族”；从历史上来说，汉族的形成是因为汉朝的出现，汉朝却不是只有汉族为其成员的；从文化上来说，华夏经典并不强调种族、血缘角度上的“民族”观念，而是强调道德文化上的“民族”观念。因此，汉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汉族的服饰”，而是华夏民族服饰中的主流服饰。从国际上来说，就像汉语代表华夏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样，汉服则代表着华夏民族的服饰文化。从国内的56民族来说，其他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则可以称为汉族的代表性服饰。

　　汉服与古装应该是什么关系？当我们把华夏文化称为古代文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已经宣告了华夏文化的终结，宣告他已经退出生活舞台；当我们把汉服称为古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已经给汉服画了一个句号，甚至已经将汉服当成了僵尸。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错误地把时间的永恒向前与文化的永恒创新等同了起来，因为我们对当前的时代和短期利益放在了民族文化的承继之上，因为我们把利益放在了文化精神之上。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汉服称为古装，而是应该在保持汉服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变通，在承继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得照顾现实的利益。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从民族服饰来说，服饰好像是形式，其中的文化内涵则是内容，内容需要形式来承载。当我们的民族服饰失传的时候，也是民族文化断裂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

　　汉服与国服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汉服与国服的关系，就像汉语与国语之间的关系一样。汉语可以作为国语，但是，汉语不等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的总和；汉服可以作为国服，但是，汉服不等于中国各民族服饰的总和。我们主张以广义的汉服之中的深衣作为国服，也可以称为华夏礼服。汉服可以有多种样式的变化，只要保持华夏服饰的最基本特点即可，但是，深衣却应该有固定的样式和规范，保持其稳定性和规范性。汉服可以追求朴素或华美，但是，国服却是将文化内涵、民族特色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民族的服饰，不是因为他的华美而被喜欢，而是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才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

　　汉服与我们日常的服饰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主张复兴汉服，但是，并非因此而排斥其他服饰。个人的服饰的选择必然有个人的爱好与习惯，但是，民族服饰的选择却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爱好与习惯确定。我们主张复兴汉服，但是，并非因此而强加于人。我们提倡在代表国家民族的场合、在重要的民族节日、在一些特殊的庄重的场合穿汉服、深衣，当然也提倡平时穿用，却不是说每人每时每刻都把汉服作为我们的必选服饰。我们期望着能够开发出众多的汉服款式，给大家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

　　汉服是否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不适应？几千年的发展，汉服在其宽大飘逸、流畅拔俗的基本风格之下，演绎出几百种款式，但是，有些人在赞叹汉服之美的同时，又在慨叹汉服不适合我们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条件，因此而对复兴汉服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其实，这里存在着三个认识误区：首先是把汉服与礼服等同起来了，似乎汉服就必须是宽袖长裙；其次是把汉服的样式简单化了，却不知汉服可以有多种样式；其三是低估了我们今天复兴汉服的变通与创造。我们的祖先的智商不比我们低，我们今天制作汉服也不是墨守成规。

　　汉服与唐装、旗袍、马褂应该是什么关系？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并不是真正唐朝的服装，而是假借唐朝的名义而结合清朝服饰而“创新”出来的仿古服饰。女性的旗袍、男性的长衫和马褂，都是满族的民族服饰及其延续，而非汉族的民族服饰，也不是华夏民族悠久历史上一直传承的服饰。旗袍、长衫、马褂作为满族的服饰，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就像满族同胞不会穿藏族、蒙古族或者其他民族的服饰一样，作为汉族也没有理由去穿满族的服饰。同时，这些服饰被汉族所接受，是伴随着血腥的“剔发令”而完成的，与之相联系的是一段民族屈辱史，是清朝暴政史，这不是说我们反对满族，而是反对清朝的暴政，而是痛恨清兵的血腥屠杀。我们必须把清朝与满族区别看待。

　　汉服与韩服、和服是什么关系？中国盛唐时期的服装在日本等国流传，日本曾派出大量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艺术、律令制度，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日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和服主要模仿汉服中的深衣，至今日本仍将和服称“吴服”，意思就是指从中国吴地传来的衣服。日本还有一种盛装礼服叫做“唐衣”。和服由汉服发展而来，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女式和服背后的大腰带比汉服更宽大；和服的线条都是直线形的，袖子也是方方直直的，汉服不仅袖子是圆形，整个线条，尤其是衣服的摆，还有袄，裳都是上窄下宽线条；和服的领子宽敞，汉服的领子紧贴颈部；和服上都织有代表其家族的家纹，而汉服正好相反，民间颜色清雅，色调是单一的，即使有花纹也是散花或几何遍布的图案；和服袖子是方的且后面不缝合，称为振袖，袖窿较小；和服的衣裾在正面，汉服的衣裾在侧面。总之确切地说，是和服起源于汉服，但后期的发展，已经明显不是汉服了。韩服与日本和服有所不同，它所模仿的是汉服中的襦裙，但也有变化，即朝鲜服装的裙子束得特别高，而且下摆十分宽大、蓬松。汉服的基本形制为东方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及东亚很多民族的民族服装，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而韩国韩服和日本和服更是直接由汉服发展而来。汉服不仅是汉族的，中国的汉服，更是亚洲的，世界的汉服。

　　这里所说的“同文”，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所谓纵向，是向历史传统的认同；所谓横向是同时代华人的认同。纵向的认同，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对于所有华人来说，是为了不失去自己的根；横向的认同，是为了使全球华人知其所归之宗，并且保证不失去互相间的联系。所以，语言与文字的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人类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中，一直传承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化，只有中华文化，钱穆举了《诗经》中的诗篇为例，说：“若使一高中学生，年龄在十七八左右，获得良师指导，可以不费甚大功力，而对于此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一部最高文学，约可以诵习其四分之一，当无困难。国人习熟，视若固然。然试问，世界尚有其他民族，亦能不费甚大功力，而直接诵习其两三千年以上之文字与文学如中国之例否？”（《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页）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少不了这样两条：文言文与口语分开、类象化的文字。要想使中华文化复兴起来，而且继续传承下去，就不能不重视文章的语言和文字的写法。

　　我们先说文言文的问题。所谓“文言文”，是与“口语”相对而言的，因为文言文与口语分开，所以，使得文字记载极少受到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这是保障其传得久远的关键条件。口语的随意性、时代性、地域性都很强，情境用语、时髦词汇、方言俗语都给口语的流传增加了一些障碍，因此，我们的祖先采取了将书面语和口语分开的方式。从先秦到清朝，乃至到民国时期，我们基本上保持着书面语和口语分开的传统，所以，时代虽然经历了数千年，文章的词句和风格却基本上保持这一致。但是，五四运动以后，提倡“我手写我口”，于是，书面语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而与口语合一了，由此而导致的问题，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致命的。

　　五四时期为什么主张“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运动”？

　　说这个问题前，先要明确一个前提：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今天却不能再沿用下去。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从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的心愿来说，是爱国的；现在我们要继承传统，不仅是要先有爱国精神，而且还要有民族精神，还要为人类的前途着想。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西方列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无恶不作，我们却不能不按照君子原则而自强不息。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自善其身。”当我们处于穷困境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善其身，但是，当我们民族可以通达的时候，我们应当勇敢地为人类文化尽职尽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权宜之计，那么，我们现在继承传统则是千秋万世之大业。

　　提倡“我手写我口”，是反传统的一项重要手段。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目》中说，青年人不要读中国古书，要把它们扔到茅厕坑里去。所以，“我手写我口”是为了宣传当时所谓的“新文化”，反对当时所谓的“旧文化”。四书五经都成了阻碍发展的“旧文化”，于是他们要打倒。他们把从西方舶来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当作了理想的“新文化”，从而开始了“西化运动”，中华文化固有的“民本”、“仁义”、“王道”、“大同”、“礼乐”不仅不再是理想，而是成了被否定、被批判的反面东西。当初韩愈说，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白话文运动”恰恰相反，其目的就是要“迷其途，绝其源”！

　　“我手写我口”所导致的致命问题何在？我们看看《十三经》，看看《四库全书》，看看《二十五史》，看看《诸子集成》，其中有多少不是用文言文写的？当中华民族的人们自己都看不懂文言文的时候，这些中华经典对我们来说，便成了废纸一堆；中华文化向来讲究“文以载道”，当中华民族的人们自己都看不懂文言文的时候，中华文化的“大道”便必然失传！因此，“白话文运动”当初的动机，就是要断绝中华文化传统，这样说不算过分吧？

　　试看我们今天的现状，从在校学生，到社会人士，还有几个人能读得懂文言文？还有几个人愿意读文言文？连文言文都读不懂、不愿意读，还谈得上纵向地学习吗？还谈得上继承中华文化吗？中华民族却不能继承中华文化，还能谈得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吗？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传统继承下来，还要传递下去，在这个没有几个人能够写文言文的时代，随意性、时代性、地域性的口语取代了书面语的文言文，在若干年后，中华文化恐怕也就与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如今，救亡图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居安思危的意识却不能忘记。现在应该是固本培源的时候了。从语言方面来说，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先使中华民族的成员能够读懂文言文，这需要在全国的学校里把读经教育贯彻落实，同时以其他的各种作品作为参考书，到高中和大学阶段再根据个人的志向，选择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方向；在民间则提倡通过私塾形式或其他各种形式展开读经活动。几年之后，使学生在读懂文言文而且有了理解能力和对文言文的语感之后，提倡学习写作文言文，当然，我们不是要排斥白话文与口语，只提倡某些非常重要、严肃、正规的文章书籍采用文言文形式来写作。

　　我们再来说说文字问题。当我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很少用到文字，但是，当我们超越空间或时间进行交流的时候，却离不开文字。中华民族的传人，要了解前贤往圣的言行，要继承数千年的文化成果，需要借助于文字；散步于世界各地的华人，要有一种向心力，要保持互相的联系，也需要借助于文字。因此，文字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现在，中国大陆除了香港、澳门之外，都一律使用简化字，中国台湾则不使用简化字，同在一个中国，竟然就有两种文字！在国际上，东方文化圈内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等，都多少受到汉字的影响，新加坡用正体字，韩国、日本等国所用的部分汉字也是从正体字引渡过去的，那么，在国际上，同样是使用汉字或受汉字影响的国家，竟然也文字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呢？

　　当然，是否使用简化字问题，涉及到国策的大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政府改变思维。反对者会说，现在国人已经习惯了用简化字，如果再恢复正体字，岂不是复古倒退？岂不是制造混乱吗？需要说明的是，恢复正体字，不是复古倒退，而是回归中华传统的正道，因为自从汉朝以后到现在，正体字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文字，“文字传统”的地位要高于政府权力，因为它是超越具体时代的，因为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时代的政府的。我们不能因为几十年的错误做法不去改正，而眼看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不能得到继承，更不能因为几十年的错误做法而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一直沿着不正的方向走下去。恢复正体字，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内给人们带来一些麻烦，但是，为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延续，短时间的麻烦是值得的。

　　我们这里为什么用“正体字”这个词，而不用“繁体字”这个词呢？首先，因为这个词语本身就“名不副实”。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几次汉字的大规模整理事件，但是，这种整理并不是向着越来越简化的方向，而是向着规范化的方向迈进。因此，有的字本来笔画较简单，却变得比较复杂了；有的字本来是一个字表示几个不同的意思，却根据不同的意思各自造了新字。其次，历代的文字整理，都是为了汉字文化的更加完善，而不是把汉字当作简单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任意改造，因此，经过整理之后的汉字，更加规范，更加具有文化内涵，而不是单向地趋于简化。其三，如果称之为“繁体字”，那么，本身就具有了感情色彩，或者使人从感情上厌恶，因为“繁”本身就与“繁琐”、“复杂”、“罗嗦”紧密相关，因此，使年轻一代发生一种错觉，只要听到“繁”字便在心中产生厌烦和抗拒情绪。最后，我们称之为“正体字”，意思是说，它代表着汉字的正宗，代表着汉字的正统方向，我们提议恢复正体字，也只是要恢复中华文化以及汉字的传统。

　　为什么说简化字是错误的趋向？

　　首先，从简化汉字的前因说起。虽然政府通过行政方式颁布简化字是在耶元1956年1月28日，但是，废除汉字的主张却是五四时期提出的，在当时，汉字被认为完全是垃圾，是坑害中国的毒瘤，钱玄同、瞿秋白和魯迅，都认为“不废灭汉字，不足以国强”，耶元1931年，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要用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的主张，同年吴玉章等人便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20年后，毛泽东主席确定了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简化汉字的目的是要最终废除汉字，而实现拼音化，简化汉字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被简化出来的如果不能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内涵反而更好，至于简化得好坏并不重要，反正早晚是要废除的。这个大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简化字能不是错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反对呢？要知道，在耶元1973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報》先后发表文章，说反对文字改革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这么吓人的大帽子下，谁敢反对简化字？

　　其次，从后来汉字简化的过程来说，简化字问题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简化字的推行过程中，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二批简化汉字颁布之后，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因此，不久就宣布作废了。当初所设想的“汉字拼音化”方案也逐渐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比如，赵元任下面这段文字，如果改用拼音来表达，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表达的：“石室诗史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时时适市视狮，氏适市时，适十狮适市。氏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始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试释是事。”路已经走了一半，忽然发现前面的路已经不通了，而且已经认识到绝对是路走错了，应该怎么办？是将错就错而使之延续下去，还是勇敢地改正错误而使中华文化得以回归正道呢？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魄力，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简化字的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对汉字以及中华文化的错误认识。当初，人们错误的把清朝以后的落后归罪于中华文化，进而归罪于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华文化各个具体方面，因此而产生了“汉字落后论”。这是把世俗政治的腐败无能和清政府的思想专制所造成的恶果让中华文化来承担，让汉字来承担。这种认识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

　　第二，对汉字发展趋势的错误认识。由于“汉字落后论”的影响，而直接产生了“废除汉字论”和“汉字拼音化”的主张，是当时过激的反传统的表现之一。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通过废除汉字，消灭中华文化。

　　第三，对汉字的功用认识错误。把汉字简化，实际上是把汉字当成了单纯的工具，而没有认识到汉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能看懂《尔雅》和《说文解字》，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汉字之中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包括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思维标准等等。

　　第四，对汉字的源流认识错误。为了简化汉字，于是提出来“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不断简化的”，这是违背文字演变的史实的。无论是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汉字的源流都是不断的规范化，而不是一味地简化。

　　第五，没有照顾到汉字的使用面。当初只是对中国大陆的汉字强行进行简化，连香港、澳门也没有考虑在内，也没有把中国台湾考虑在内，更没有把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汉字的国家考虑在内，总之，是没有考虑汉字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交往问题，以及汉字国际标准化、国际大一统问题。

　　第六，没有考虑汉字的历史传承和中华文献的学习问题，或故意要割断这种历史传承、抛弃中华文献。只顾一时的方便实用，或者只顾向西方学习所谓“新文化”、“新思想”。结果导致中国人却读不懂五十年之前乃至数千年中所传下来的中国书籍，同时，也读不懂来自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文章和书籍！

　　第七，错误地评判汉字的学习难度。主观地断定汉字“难写、难学、难记、难用”，从而认为，笔画越简单就越能更好地解决这“四难”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笔画简单只是解决了“难写”的问题，却更增加了学、记、用的难度。

　　第八，“文字符号化”破坏了汉字的造字原则，打乱了“六书”体系，变得毫无文化内涵，而且影响到汉字的美观。比如，正体字中的“鳳”（从鳥，凡声）、“雞”（从隹，短尾鳥，奚声）、“權”（从木，雚声）、“僅”（从人，堇声），这些都是形声字，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简化成“凤”、“鸡”、“权”、“仅”之后，“又”只是一个符号，丝毫没有文化意蕴，因而使之无法解释了，只能靠死记硬背。

　　第九，不全面或者不统一的类推简化，造成了汉字的混乱。比如，汉字的简化只是对2500常用字的简化，却无法类推到20多万汉字之中，比如：“美髯公”也不能简成“美冉公”。“髭鬚皆白”只把“鬚”简化成“须”，“髭”则不能简化成“此”。下巴的“鬍鬚”简成“胡须”，为何面颊上的“髯”和唇上的“髭”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正体字中的“驢、蘆、爐、鸕、顱、鱸”分别简化成了“驴、芦、炉、鸬、颅、鲈”，同一个“盧”字却毫无依据地变成了“户”和“卢”两个字！

　　第十，同音代替字虽然减少了字数，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很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干、乾、幹、榦”都被“干”代替了，“面、麵”，“後、后”，“穀、谷”，“里、裡、裹”，“只、隻”，“表、錶”，如此等等，都使用了同音代替的方法，然而，“王上朝，后入宫”的“后”究竟是“皇后”还是“后来”？“表面有花”究竟是“钟表上面有花”还是“外表上有花”？某些简化字的字型太接近，很容易混淆。比如：广厂、仑仓、没设、几凡、字宇等等。

　　第十一，过高地评价了简化字的作用。有人说，简化字减少了中国的文盲率，须知，减少文盲率靠的是教育的普及，而不是靠汉字的简化；有人说，简化字使我们的书写和阅读速度提高了，须知，书写速度确实多少有一点提高，但是，阅读速度却因为简化字不够明晰而反而多少有些减慢；有人说，简化字可以减少我们的记忆汉字的数量，须知，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教材是用正体字印刷，中华的所有书籍不可能都改用简化字印刷，因此，那些学历水平稍微高一点的人都需要记忆两套文字，到底是数量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第十二，明知已经错误，却不肯承认，甚至曾经继续简化下去，结果证明彻底失败。有专家统计，一般程度的人，每写100字，平均只有33个简化字；高文化程度的人则只有17个简化字。于是，有人嫌简化字太少，所以，便错上加错，又进行了第二次简化字，造成了巨大的文字混乱，最后不得不宣布废止。然而，第一批简化字却仍然被作为文字改革的政绩而被广泛而且强制性地使用着！

　　有鉴于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当机立断地改正错误，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废除简化字，而改用正体字呢？只要政府有决心，学校教育、媒体支持，恢复正体字不是什么难事。这样，我们的文字便可以贯通古今与未来，便可以联通海内外华人以及使用汉字或受汉字影响的国家。“书同文”当然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学习了正体字和文言文之后，还是否需要再专门学习简化字和白话文呢？我们可以说，简化字能够废止便不必再去学习简化字，白话文根本不用专门去学。学习了写作文言文，些白话文便轻而易举；学会了正体字，再认识简化字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学习了白话文，却很难看懂文言文；学会了简化字，很难认识正体字。六、夏历纪年，节日文化：正时在中华文化之中，格外强调“改正朔、易服色”的问题，也就是纪年方式和服饰问题，尤其是纪年方式问题，因为在中华文化中的一切问题的前提之一就是效法天地之道，而纪年方式和历法恰恰是体现天地之道的问题。《周易·系辞传》中说，伏羲氏创立八卦的时候首先就是“仰则观象于天”；《尚书》中说“敬授民时”；《论语》中说，在诸侯国之中，每年每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