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作为当代杰出女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可谓20世纪中国的一个奇迹。这位蜚声全国、倾一生心血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教育事业的文化名人，是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与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的富有才华、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与学者陆侃如的结合，曾被人称做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的罗曼史。可以说，她与陆侃如既是感情的结合，也是学术的结合，他们从20年代末结为伉俪，合著《中国史诗》、《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一起远渡重洋留学法国，一起经受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苦难辛酸，又一起于1947年盛夏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在这所享有良好声誉的高等学府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30来个春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对学者伉俪始终情深爱笃，相依为命。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教授，都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冯沅君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陆侃如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仅多有建树，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当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学者袁世硕、牟世金都曾是他们的高足。冯沅君身为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她的长兄冯友兰（哲学家），二兄冯景兰（地质学家），一门三杰，在学术上都有相当成就。

才华初绽

冯沅君原名恭兰，后改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大绮、吴仪、漱峦、易安、沅君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颇为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大约有1500亩土地，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为武昌知府，虽兼任方言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却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学校事务，而由冯树侯一人负责。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不久，终于在他四十一二岁间（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随后，吴氏夫人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了书房，请了“教读师爷”，给3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对沅君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颇令人兴奋。算学则是加减乘除，觉得很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每周一次。年幼的冯沅君尤其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冯家历来有作诗家风，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冯沅君很会作诗，在山东大学袁世硕与严蓉仙教授合编的《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中，收入了冯沅君大量的诗词作品，她在文革中也为这些太多的诗而吃了太多的苦头。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女高师是北京的一流学府，这里人才济济，集聚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冯沅君的班级主任陈中凡，是位国学底子深厚、学识丰富的饱学之士，著名的经学专家；李大钊教授给学生们讲社会学、伦理学和女权运动史，在课堂上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学生反抗封建的忠孝节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胡适教授给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个把《新青年》杂志介绍给同学们读的老师。学者、名师们大胆的议论，深邃的思想，使青年冯沅君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内心世界大为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觉、新体验油然而生，一条崭新而又广阔的治学道路呈现在她的面前，从而奠定了冯沅君的学术根基，也启发了她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冯沅君读书有一股灵性，一旦用心，成绩上升是立竿见影的事。她于1922年夏天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她便来到“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的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经过3年的勤奋学习，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且是北大国学门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时代的思潮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审美情趣。在冯沅君就读北京大学研究所期间，颇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刊物上的以《卷》为名的系列小说。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读了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之后，大开眼界，从而激起了无法遏制的创作热情。此时，她表姐吴天的爱情悲剧，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于是她便以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为主题，从1923年的秋天开始，接连写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4篇小说。这4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成篇，而其内容、思想却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题就是争取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小说所表现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对旧礼教以死抗争的勇气和行动。冯沅君笔下与旧礼教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一代读者，向读者展现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了生气的心灵，给20年代中国新文坛带来了清新、绮丽的气氛，因而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于是，为爱而写作的“淦女士”一时成为20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冯沅君文笔犀利，她向旧社会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和争取恋爱自由的大胆行动，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后来，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选了《旅行》、《慈母》两篇，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内）的精粹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譬如，“我很想拉她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房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率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这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耀其才绪，是截然不同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了《语丝》。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委员，对冯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冯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冯沅君从《创作周刊》转向《语丝》之后，由于受《语丝》的社会批判的影响，她的视线从单一的恋爱自由扫向了更广阔的生活，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于是，她便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杂感或考证文章。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疾俗的态度，从而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可以说，冯沅君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才能和惊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苏雪林、庐隐、冰心、谢冰莹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冯沅君敬重陆侃如的品德、才学，她诚恳而又含蓄地向陆侃如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主张朋友间的感情要淡而持久。然而我们的友谊何以发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鲜艳的花儿，祝你战胜了一切风霜！”（《春痕》十四），文章虽短，但含情脉脉。从两人“爱苗初长”到“定情”这一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于1927年写的、由50封书信组成的中篇小说《春痕》中。冯沅君就是在这样的创作与爱情的交织中，结束了为期3年的大学生活。

1927年秋，冯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不久，陆侃如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任教。此时，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事，从而也就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研究诗词、元曲，共同撰写《中国诗史》，爱情的花朵也就由此而开放。然而，当冯沅君向大哥冯友兰要求同意她与陆侃如的婚姻时，这位大哲学家却未置可否，最后还是由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出面写信给冯友兰，“请不必多问”才终于成全了这桩婚事。1929年1月24日，冯沅君与陆侃如在上海一个春光明媚、喜气洋洋的吉日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永结百年之好。

就这样，冯沅君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时代的洪流把她冲上了文坛，但传统的负重和学者的生活却又将她完全地拉回了书斋。此后，轰动文坛、为读者熟悉的“淦女士”也便销声匿迹了。

婚后，他们仍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终于结出了第一个合著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国诗史》的出版。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此著作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部放射着耀目光彩的《中国诗史》，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继这部书之后，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大江百科文库”之一。此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难怪它被毛泽东当做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冯沅君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后充当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于是，她又只身应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这是1930年秋天的事。北京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等级森严，以往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而年仅30岁的冯沅君却开此先河，登上北大讲坛给学生授课。她讲得充实而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从而脚踏实地地站稳了大学讲坛，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她和陆侃如才节衣缩食，把工资和稿费节储下来，计划凑足1万银元后，一道去法国留学。

冯沅君夫妇是1932年夏天，从上海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国留学的。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等港口，经过一个月的航程，终于进入了马塞港。一次漫长的、新奇的旅行结束了。这艘船把他们夫妇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新天地。抵达巴黎后，他们一起考进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冯沅君夫妇这次到法国是自费留学，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显赫的靠山，过着清贫而紧张的生活。生活的步履尽管艰难，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并未减弱。1935年，他们学完了全部课程，并通过严格的答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能够取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冯沅君夫妇在留法期间，曾参加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的人中除了冯沅君夫妇，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由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为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尽了绵薄之力。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译本问题。在这里他们结交了法国和中国很多朋友，从而拓宽了思想和文学视野。他们的心胸和眼界，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由民族扩展到世界，由世界扩展到全人类的过程。此刻，在冯沅君夫妇的心底，正酝酿着更为广阔的发展自己的宏图。

报效祖国

1935年夏，冯沅君夫妇满怀海外学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希冀，乘坐华侨办的中国邮船回到了阔别3年的故国。回国后，陆侃如去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这两年间，由于生活的清闲，冯沅君夫妇对古籍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课余之暇经常去琉璃厂闲逛，在北平这条古老的文化街上，见到中意的古书、古玩，便买回家赏玩，常常把每月的工资花得精光，却变成了收藏家。冯沅君夫妇在琉璃厂搜得古籍中，有一部世所罕见的《九宫正始》，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南戏曲文资料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在《燕京大学学报》刊出。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使冯沅君的学术研究兴趣，由诗文词曲转移到古代戏剧上，开始了对古剧的探讨研究，并于1936年10月发表了著名的《古剧四考》等论文。

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冯沅君夫妇象牙塔的书斋生涯，随之流离颠沛的生活开始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冯沅君在北京耳闻目睹日寇入侵的种种暴行，悲愤不已，不禁沉痛地吟出“地室避兵朝复夕，亲朋生死两茫茫”、“连连枪声疑爆竹，兼旬卧病意为哀”、“两日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的诗句。次年春，冯沅君夫妇离开沦陷的北平迁到上海小住，后又取道香港、越南河内，改乘滇越铁路的火车迂至昆明。由于战云密布，局势紧张，不久，陆侃如无可奈何地只身应聘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去了峨眉山下的乐山县武汉大学，而乐山很快也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他们只好辗转迂回粤北的坪石。1942年夏，冯沅君夫妇毅然再度入川，投身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的8年间，冯沅君的足迹遍及云、贵、川、粤，饱受流离奔波之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存亡。在四川三台期间，冯沅君夫妇积极投入爱国的抗战文艺活动，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文化名人姚雪垠、丁易、赵纪彬、杨向奎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由赵纪彬、冯沅君分别任正副主席，会址就设在三台东门内陈家巷冯、陆住宅内。于是，他们经常在冯、陆寓所聚会，研究抗敌宣传，救济进步学生，组织演剧活动等。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长篇演说，生动地介绍了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人的不朽事迹，激发了与会的千余女青年的爱国热情。

在这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冯沅君抱着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坚定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十多篇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南戏遗补》（1939年）、《〈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0年）、《古优解》（1941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1943年）、《金院本补说》（1943年）、《汉赋与古优》（1943年）、《古优解补正》（1944年）、《古剧四考跋》（1945年）、《天宝遗事辑本题记》（1945年），等等，这些论文是冯沅君在学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冯沅君夫妇同千百万同胞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激动之中。不久，他们夫妇就随东北大学复校抵达沈阳，1947年夏又应聘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冯沅君一直向往风光如画的海滨，此时，她的精神生活平衡了，物质生活也得到了保证，她的一颗需要慰藉的心，感到了舒适与温暖。就在忙于教书、理家的间隙之中，她继续进行古剧的研究，从而一鼓作气写出了《元杂剧中的〈东墙记〉》（1947年）、《记侯正卿》（1948年）、《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价》（1948年）等文。在此期间，冯沅君还写了一部专著《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修订重版）。陆侃如则完成了《中古文学系年》的浩繁工程，这部8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直到1985年才得见天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的呕心沥血之作《古剧说汇》是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辉煌巨著，她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宋元戏曲的形成、创作和演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对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冯沅君进行古剧研究的同时，还译出了《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1946年）、《法国新文学》（1947年）、《人民颂》、《我曾漫步》（1947年）、《双牛吟》、《工人歌》（1948年）等10篇（首）法国文艺作品。在法国歌曲《人民颂》译文的后面，冯沅君特意附加了一段文字：“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纵与《马赛曲》不全同（时代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视今犹之视昔之感。”这里，冯沅君用含蓄的语言表明，她的心境情怀已经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了。她正是在这样愉快的心情中，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奉献无悔

1949年是令人兴奋的一年。是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冯沅君与全校师生一样，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52年6月，冯沅君夫妇加入九三学社。冯沅君以她早年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业绩，数十年的学术贡献，以及辛勤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受到党和政府的敬重、信任。她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63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在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之余，她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1954年，她受教育部的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6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中国文学史课，提供了讲授的依据；后又与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林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下编冯沅君主编，文革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在全国影响颇大的书，选注了1000多首历代脍炙人口的诗歌，为全国的大学中文系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教材。50年代冯沅君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自然是她与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之后，他们又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英、捷克、俄、罗马尼亚等文本向国外发行。1957年作家出版社还再版了他们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他们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几年，冯沅君心情开朗，文思活跃，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如《〈季布骂阵〉词文补校》（1951年），《〈试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1955年），《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1957年），《王实甫生平的探索》（1957年），《〈三国演义〉刍论》（1959年），《古典戏曲中浪漫主义初探》（1961年），《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1961年），《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1965年），《怎样看待〈一捧雪〉及其改编本》（1965年）等等。冯沅君这些年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丰收之期了。

冯沅君是位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因无子女的拖累，乃以校为家，她把学生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对学生非常爱护。50年代初，冯沅君亲自提名袁世硕留校任助教，当校务委员会讨论各系留助教名单时，她竟在会议室门外坐等数小时之久，直到讨论决定后，她才放心地走回家去。袁世硕留校后，冯沅君为他制定了详尽的进修计划，一周为他审阅一次读书报告，从观点、资料及标点符号都一一提出具体意见，有时多达百余条。袁世硕要登台讲课了，冯沅君又把他准备的讲稿逐字审阅。看了讲稿，又听试讲。当袁世硕登上讲台给学生上课时，她又端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课后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她是多么认真地培养她认为有希望的学生啊！

冯沅君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国家规定，每月都有部分车马补助费，供她去外地视察的旅行需用。可是冯沅君从不领取，有关部门发下来，她都原封不动地交回去。冯沅君作为国家的一级教授，又是大学副校长，可是她外出却从来不主动向学校要车。尽管学校规定，她外出坐车可以不必经过主管部门，什么时候用车直接打电话要就行了。然而，冯沅君却从来不使用这个权力。她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从不搞什么特殊。

冯沅君是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她对学生关心备至，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学上。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劳累，她患了直肠癌，住进了医院。病危时，神智已不大清醒，还时时挂念给学生讲古典文学。后来，听陆侃如先生说，冯沅君常常要护士、大夫扶她到病房隔壁去，因为隔壁有一间护士办公室，她误以为是学校的教室了。所以，她一走进去，便坐下来大声讲课，她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使在场的所有的人无不动容，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冯沅君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把应尽的责任尽完。她把“责任”二字看做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此事一毕，了无遗憾。

冯沅君是1974年6月17日被病魔夺去宝贵生命的，她从此带走了75年的痛苦与欢乐，奋斗与追求，而告别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

冯沅君逝世后，陆侃如曾写过一篇深情怀念的悼文《忆沅君》，他在这篇悼文中，深情地回忆着他们相识、相爱与结合，以及冯沅君死前的悲惨情景。爱情犹如人生，是一本永远写不尽也读不完的书，陆侃如的这篇悼文，充满着他对爱情，亦是对人生的体味和启示。为了安慰冯沅君的在天之灵，卧病在床的陆侃如打算整理出版冯沅君生前的著作。他们夫妇从30年代合著《中国诗史》起，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肩战斗了大半个世纪，共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岁月，也共享过一部部学术著作完成后的喜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年，陆侃如也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和陆侃如生前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两万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作为优秀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奖励基金。70年代的6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从她主动退回“人大代表”的车马补贴这件事来看，她不可能有额外的收入，那笔存款无疑是他们夫妇的稿费和工资了。这件事足以反映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感人的道德情操。他们实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学者和导师。

冯沅君与陆侃如这对学者伉俪，长眠在自己热爱的祖国土地上；他们的著作受到人民的赞赏，永远与人民同在。他们是幸福的。

 

作者：高夙胜，1939年生，山东淄博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作家、文艺评论家。曾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山东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济南市委副主委。1989年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事写作三十余年，其文学作品题 材广泛，形式多样。著有《电影艺术初论》、《电影与电影艺术鉴赏》、《孔尚任评传》、《浮生文缘》、《高夙胜剧作选集》、岁华集》等。其专著及作品多次获省、市文艺评论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