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苗鹤庚系九三学社济南市委前副主委）

父亲离我们而去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光明磊落、仗义执言的人。他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协助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多工作。

父亲建国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济南谋生。1948年济南解放后，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持观望态度，而父亲毅然到山东省立医院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鹿死谁手未定之际，这个决定对已有三个子女的父亲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分析父亲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侄子的影响；一是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正是这个原因，使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能够兢兢业业地工作，认真刻苦地钻研业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父亲从1948年至1965年在山东省立医院工作。1965年调菏泽地区医院工作。1980年调到山东省警官医院工作。除本职工作外，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济南军区聘为卫生顾问，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医疗队预备队队长（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提前结束未能赴朝）。50年代末被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山东省人大常委。80年代后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父亲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我记忆中较深刻的是1958年——1965年父亲负责省立医院“八病房”工作这段时间。这个“八病房”可不一般。“八”可能就是指“八路军”。“八病房”的病号都是十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多数病号都很好，但也有一些人毛病特别多。尤其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病号表现得特别不好。主要是因为粮、肉、蛋、油、烟、酒等“照顾食品”。当时父亲掌管这些“照顾食品”的审批“大权”。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有人托关系说人情，有人在工作中找麻烦，说病治不好，有意见。记得这个“病”当时叫“神经衰弱”。但不管说人情、闹情绪，父亲都坚持原则、按规定处理。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也许1965年调父亲到菏泽工作就是这帮人捣的鬼。父亲在“百忙”中，还要到济南军区去看病号，还要带巡回医疗队到农村给农民看病……父亲不但没有怨言，而是很高兴地去做。

父亲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一切听从上级安排。1965年父亲被调到菏泽地区医院工作。父亲走时带了我的妹妹和弟弟。我和姐姐当时都在读高中，按父亲的意见，退掉了省立医院的房子，我和姐姐都去住校。“文革”时，我们姐弟俩毕业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父亲调往菏泽地区医院时，得到菏泽地区领导、菏泽军分区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欢迎人群竟排了十几公里。这就算是父亲多年带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的回报吧。

父亲到菏泽工作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地造反派要揪斗父亲时，得到当地群众和民兵全力保护，使父亲和我们免受灭顶之灾。在这里我们向菏泽的父老乡亲深深鞠躬，向他们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当时揪斗父亲的原因是，父亲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派。父亲说，你们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以接受，说我是走资派我不能接受。造反派拿出一份山东省人大的文件，证明父亲是省人大常委，应属当权派。当时父亲很惊愕自己怎么是省人大常委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父亲对名利的淡漠。

由于职业的关系，父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和省里的一些领导成为朋友，我依稀记得有省委书记舒同、副省长邵德孚、统战部长王保民等。后来父亲就成了统战对象，再后来父亲又成了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助手。“反右”时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后来党似乎发现“反右”有些扩大化。于是，1962年山东省委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参加会议都是未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共有62人。父亲是其中的一员。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包括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会议中，父亲利用“笔会”，结识了很多知识分子并和他们成为好朋友。“笔会”欢畅和融洽的气氛使在会的知识分子从“反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的团结对象。这种气氛的转变，成为这次会议召开成功的重要因素。

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临终连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仅仅得到一个早就应当属于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然而父亲走的很平静，他自信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父亲是河北省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安息吧，爸爸，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当您的子女。（苗孝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