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公布的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8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自2007年三季度以来同比增速连续七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加速。二季度经济增速的明显加快，使得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达到7.1%。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保“八”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为应对经济危机相继出台的包括两年内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结构性减税、消费补贴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已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中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好势头。

但轻言乐观为时尚早，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滑，致出口疲软，且近期难以改观。投资的增长(5月份同比增38.9%)掩盖了出口的困难(5月份同比减25.2%)。今后十年，出口增长的速度很可能大大低于前十年，每年拉低GDP增长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财务状况的恶化，中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均面临风险。二是政府影响的投资支撑了2009年的经济增长，但私人部门的投资依然落后。政府开支增加和财政收入下滑，可能使中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超过预算(GDP规模的3%)。今年开工的项目可能需要财政未来数年的后续投入，为“4万亿”项目提供的融资担保也带来“隐性负债”的问题。这使未来实施新财政刺激措施的余地变小。三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不良贷款。尽管货币供给持续上升(5月份M2增25.74%)，由于中国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消费价格的通胀并不明显(CPI仍为负值)，但资产价格却出现不合理上涨的趋势。这表现为房地产价格和销量上涨，实际开发投资的增幅却很低；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上市公司利润却在下滑。信贷的超常增长，也给银行资产留下隐患，尽管坏账不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四是经济体制改革仍没有进展，消费提振乏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仍然没有消费能力，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五是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依赖度太高，土地财政的状况没有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有可能演变为下一场源自中国自身的金融危机。因为以上原因，不少国外媒体就对中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认为高速增长的背后孕育着潜在的风险和危机。“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成果嗤之以鼻，它的GDP增长是以牺牲全球为代价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发表文章称中国拒绝调整经济结构危及自身和世界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的复苏是建立在粗暴对待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上，可能会受到因流动性过多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困扰。法国也有媒体质疑中国经济刺激下信贷增速过猛，由银行提供的这些资金一部分已被注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交易中，影响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首先，我们应改变追求外贸顺差的对外贸易政策，用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保留适量外汇储备外，把外贸顺差转换为战略资源储备，如石油、钢铁、粮食、贵重金属等的储备，减持美国国债，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外汇收支的平衡，保持汇率的稳定，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企业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可以促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帮助资源输出国改变过份依赖美国需求的局面，促进资源输出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促进国际社会尽快走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沼。

而增加战略资源储备我们可以采取政府贴息、企业储备的方式，这样可以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其次，我们应统筹城乡建设，改变城乡分治的局面，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将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相应的财政收入，为政府投资找到全新的方向，促进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的建立，节约农村建设用地，改变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的局面，扩大耕地规模，确保国家长期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可以使农民享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改变基层财政紧张的困难局面，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政府投资偏重于城市，忽略了广大农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是与种族歧视一样落后制度的表现，虽能在短期内稳定经济，但加剧了市民与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差距，是不可持续的，兵法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人们常说“仁者无敌”，只有广大人民的信心和满意才是战胜一切危机的根本法宝。

第三，我们应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体系尽量完整、独立、自给，这样就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可靠性，就像我们把照明电路设计成并联电路一样。区域经济体系的完整、独立、自给，可以减少产品、人员的往来运输，减少全社会的无效劳动，使材料的供应、销售、人员就业都就近解决，使全社会都安居乐业，提高社会的稳定程度。

当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搞地方壁垒，地方保护，而是通过引进外地甚至外国企业在本地办厂设店，共享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四，我们应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提倡重复建设、提倡竞争。反对重复建设是不对的，因为只有重复建设，才会有竞争，才能优化配置资源，才能避免因为垄断部门的失误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危害，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次级债成为了美国房贷的主要来源从而形成了垄断，房价的过快上涨使贷款人拒绝还贷而使次级债变成废纸，从而引发了本次金融危机。现在我国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公共事业不存在竞争，这些实际上都是垄断，都有可能形成经济或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应改变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公共事业不存在竞争的状况，提高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把房地产税收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土地出让金应提高中央分成比例，对公共事业单位，应改制为企业，允许各公共事业单位跨业经营，就像我们允许成立邮政银行一样，允许企业承包电网、供气、供水网络的维护及进行水价、电价、气价的竞争。

第五，我们应正确看待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是否过剩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是市场说了算，譬如说钢铁，我国人均钢铁产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又是低的，如果农村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我们还为我们的钢铁过多担心吗？也许要为产量不足担心了吧？市场并不认为产能过剩，政府凭什么说存在产能过剩？其次，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应该是政府考虑的问题，管理是分层次的，不应该以计划经济的办法处理市场经济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落后产能，它们的折旧等固定费用已经很低，只要市场价格不低于可变成本，它们生产就是经济的，为什么要以行政手段干预它们的生产呢？这不是越级指挥么？如果它们能耗高，可以提高能源价格，如果它们污染环境，可以征收高额的排污费，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讨论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六，我们应改革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资体制，资源集中于国家手中，实际上也是垄断，垄断是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垄断部门犯错误就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发生危机。当前支撑经济回稳的基础仍是政府主导的大手笔投资和消费，且政府大手笔的投资体现最集中的是铁(路)、公(路)、基(建)，银行的庞大资金也热衷于“垒大户”(国有企业)，错误的反动并不一定就是正确，两个错误的累加还是错误，如果我们致力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致力于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铁(路)、公(路)、基(建)发挥作用的余地就很小，而且庞大的政府投资对未来财政也是不小的负担，必然不可持续。因此我们应改变我们的经济体制，资源应尽可能地授予广大国民，由广大国民自己决策，政府只进行宏观调控，就像当年毛泽东等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没有亲自上战场与敌人拼杀、也没有代替林彪、彭德怀等进行具体的战术决策一样。

第七，我们应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人们担心巨额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导致资产泡沫。本人认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都统一于市场，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长期把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分开，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具体操作见本人《关于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建议》），则现有货币投放规模是偏小的，而且农村土地没有货币化、资本化，如果农村土地进入资本市场，则带来的价值重估将是天量，我们没有必要为所谓的资产泡沫担心。如果人们所拥有的资本大体平均，则进行资本交易的愿望将大大降低，所谓的资产泡沫将不可能存在。

第八，我们应加强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本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不要听风就是雨，西方的思想并不就是真理，发生世界范围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身就说明作为他们指导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存在问题，我们不要被错误的东西束缚了手脚，国外媒体的评论和怀疑只能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不但要有率先走出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沼泽的勇气，更需要有领导世界经济走向坦途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武器。

以上不成熟的看法，就是本人关于进一步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建议，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高级经济师、德州德兴集团财务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