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这个源于《诗经》的古老词汇，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寄托着中国人民对安定、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志忠在南京市民学堂举办的“聚焦小康决胜年”系列专题讲座—《历史上的“小康”与小康社会》上，从四个阶段细致梳理了华夏“小康”的历史文化脉络。他说：从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小康社会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随着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小康情结”历经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晚清民国四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安宁与稳定、保民与自保、均平与和合、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为主要特征，表现出巨大而丰富的差异。　　

　　但是受生产力、发展规律和阶级思想限制，小康之梦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00年前，孙中山先生还是这样描述中国社会状况：“中国今日民穷财尽，所患在贫”。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先生，虽然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封建社会，却始终没有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振兴、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肩负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的不懈奋斗、三十年的扶贫开发和八年的脱贫攻坚，终于实现了“小康”社会这一千年梦想。　　回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扶贫”的重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时代就已形成。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是我党的两大任务”。早期共产党人除了重视“土地扶贫”，也很重视“文化扶贫”。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文化扶贫”概念，但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各种文化改造，实际上就是对缺乏科学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扶贫。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结，也使得扶贫成为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代代相传。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赤贫状态和文盲状态，扶贫是发展必须补上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对扶贫开发进行了初步探索。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统购统销制度改革，极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1986年，中央层面建立了扶贫领导机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就是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前身。同时，以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热量需求，折合成食物价格计算，首次制订了200元的“扶贫线”，实际上就是温饱线。按此标准，1986年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降到1.25亿人。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出台，我国扶贫理念实现重大转变，扶贫行动上也实现了重要升级，扶贫开发体系初步形成，大规模连片区域贫困现象得到缓解。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红利进一步释放，贫困线以下人口降到7000万左右。此后，贫困线标准也不断提高。2000年提到了625元，2001年提到了872元，2010年提到了1274元，2011年又提到了2300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被首次提出。至此，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了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时期。1986年制定的首个扶贫线，低于国际标准。但现行的2300元标准，按实际购买力算，已高于现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这客观上加大了扶贫工作压力，但没有削弱中国扶贫的决心，扶贫在十八大以后进入新阶段，并最终完成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奇迹。　　

　　作为脱贫攻坚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回忆过去的五年，浮现在眼前的是走村入户的坚实脚步、起草文件的挑灯夜战、查看项目的辛苦奔波，但更多的是帮扶群众展露笑颜、产业发展逐渐形成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接续奋斗，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崇高理想。我也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接续奋斗！（九三学社聊城东城委员会兴华支社主委、聊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杨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