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曾是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圣地，也是我年轻时藏在心底的向往。只是这份向往照进现实时，我已不再年少——当援藏的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时，我心中除了期待，又多了几分惆怅和顾虑。

这份顾虑有三：一是要暂别家庭数月，有不舍，有牵挂；二是年岁渐长，身体机能不如从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应高原反应；三是对援藏工作的具体内容一片茫然，不知道援藏需要我做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

为了打消顾虑，我立刻行动起来：一边向有援藏经历的前辈请教经验，一边在网上搜集资料、做足功课，一点点拼凑出即将奔赴的“战场”模样——山东对口支援的西藏地级市是日喀则市，它是西藏第二大城市，辖1个市辖区和17个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便坐落于此。

前辈告诉我，山东对日喀则市的常态化医疗帮扶，主要围绕开展包虫病筛查、心肺复苏培训，捐赠医疗设备，建立“传帮带”机制等。“包虫病是什么？”第一次听说的我有些疑惑，继续向前辈追问。

前辈跟我解释道：“包虫病是全球十大食源性寄生虫病之一，在青藏高原肆虐特别厉害，其中泡型包虫病更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虫癌’，其防治工作复杂、难度大，曾经是西藏农牧民群众挥之不去的‘健康之殇’。”前辈的话让我心头一沉，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你是九三学社社员吧？”

我点点头。

前辈说道：“我当年援藏的时候，有两个九三学社的医师，一个姓郑一个姓夏，当时在日喀则南木林县参与包虫病筛查，那里海拔4200多米，两个人因缺氧导致晕眩，但仍然坚持工作，3个月完成8万余人包虫病筛查，日均下乡车程超6小时，在当时可出名了。”

我听得有些恍惚，想起了最近流行的基孔肯亚热，不知道哪个病更严重一些，我的心里更没底了。后来，我又特意联系日喀则市卫健委的负责人，追问缓解高原反应的办法：“坐火车去是不是能适应得好一些？要不要先去拉萨过渡几天？”对方的回答很实在：“高原反应躲不开，该来的总会来，关键是心存敬畏、别掉以轻心，提前吃点中药红景天能有帮助。”

我听从了对方的建议，提前吃了几天红景天。但从飞机在日喀则和平机场降落，我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开始，空气稀薄的感觉便瞬间袭来，紧跟着头晕眼花，脚下像踩了棉花一般。我只能放慢脚步，一点一点往前挪。

好在和平机场并不大，更像我家乡的汽车站，略显破旧、局促，门口停满了等待接客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们回日喀则市里的住处，一路上高山峻岭延绵起伏，但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全程抱着便携式氧气瓶大口地呼吸着，活像个病危的老人。

到了住的地方，我才算松了口气，除了墙上弥散式制氧机外，接待人员还贴心地准备了一个大的氧气罐，我赶紧戴上面罩吸了起来，连接待人员叫我吃饭我都没有去。

考虑到我们高原反应强烈，当地卫健委安排我们先在房间休息两天再上班。这两天我几乎都是窝在房间里吸氧，戴面罩吸氧吸得口鼻发干了，就开始弥散式制氧接着吸。但即便开着弥散式制氧机，我的血氧浓度仍然仅为80%多。最煎熬的是夜晚，常常半夜被憋醒，得赶紧戴上面罩吸一会儿氧才能再接着睡一会儿。

两天后，我觉得自己慢慢适应了，只要不剧烈活动，也就是气短、头晕而已。但当第一天上班，我才发现没有这么简单，更难受的高原反应在等着我——头痛，非常的痛，而且痛感连着后颈部，痛得甚至不敢转头。我起初以为这是感冒或者落枕了，但回家吸上氧后头痛明显减轻，我才确定这是高原反应在“作祟”。

此时，我想起前辈跟我说的那2个九三学社前辈，郑医生和夏医生能坚持每天下乡6小时，可我离开制氧机一个小时都受不了。而且，当地的住宅多是2-3层，一楼多为杂物间，二楼和三楼才是住人的。所以说，入户筛查时几乎每一户都至少要上一层楼，这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总是要在中间休息至少一次才能上得了一层楼，并且上楼后眩晕感更加明显，有几次我都差点栽倒在地上。一想到他们三个月就完成8万多人的筛查我便由衷地佩服。

就这样，终于熬到了周末休息。九三学社莱阳市支社领导突然给我打电话，一上来便询问道：“听说你去援藏了，怎么样，还适应吗？”我一听，眼泪都快出来了，在向对方表示了感谢后，把这几天高原反应的遭遇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下。

领导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讲了另一位九三学社前辈的故事：“咱们烟台九三有位程丽萍老师，是山东首批教育援藏团成员，当时赴海拔4000多米的日喀则第一高中任教。同行的教师有人因肺水肿被迫返回了山东，但程老师克服了剧烈高原反应，还自创了高原教学法，课程获山东省委领导现场肯定。后来她长期资助3个藏族贫困家庭，给福利院儿童捐物，至今仍指导藏族学生学业。她不仅被日喀则市评为‘优秀援藏教师’‘学科带头人’，还被烟台市评选为‘最美教师’。在当地她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雪域讲台的‘文成公主’。她是咱烟台九三的榜样，援藏机会难得，你一定要好好努力，不辱使命，也为烟台、为九三学社争光！”

领导的话像一剂“强心针”，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我们照常下乡。司机师傅是个黝黑的藏族汉子，这几天一直是他接送我们，汉语说得蹩脚，但很热情，一路上跟我们谈天说地。他突然提起我们之前那几批来援藏的同志，他说当时也是他开着车拉着他们挨个乡镇地跑，中间有很多故事，他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看着他，忽然想到程丽萍老师和那两个九三的前辈会不会都是坐着他开的这辆车去援藏呢？他是我们援藏的见证者，不光是他，所有的藏民都是我们援藏的见证者，他对我们这么热情，正是前人用真心和付出攒下的好口碑。

这份好口碑，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过去8年，西藏包虫病患病率从1.66%断崖式下降到0.16%。这一成果，不仅创造了西藏地方病防控史奇迹，也是援藏医疗卫生事业的璀璨篇章。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这六十年来，西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勠力同心，不仅攻克了包虫病这样的“顽疾”，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坐在车里，我望向窗外，窗外是海拔4000米的西藏公路，它穿过壮美的自然风光、展现淳朴的风土人情，同样也是前辈们用脚步丈量过的援藏长卷。而这个继续书写的笔交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每一笔每一划都将是援藏工作最真实的记录，也是我曾在西藏工作过的明证，哪怕只能给西藏带来微不足道的改变，也足够有意义。

而眼前的这位藏族司机，可能曾帮助程老师搬过援藏行装，曾看过郑医生们初来时的窘况，曾听过曾医生们温柔地问诊……前辈们用粉笔写下的板书，用听诊器量过的心跳，用脚步踩过的雪水，都将在我的身上延续——我既要续写他们的故事，也要为西藏的发展，添上属于自己的一笔。

在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今天做的事可能不大，但我们所有人共同做的这项任务是西藏历史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这位司机、更多的藏族同胞、后来的援藏者，会不会说起我们？我们能否像前辈们一样，创下包虫病防治那样的佳绩，或是像程丽萍老师那样，用坚守在雪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们说，“每个人都会来两次西藏，一次是把心留在哪里，一次是把留在那里的心找回来。”

程丽萍老师说过：“扎根日市一高，为藏区教育贡献力量；志翔雪域蓝天，为民族团结贡献力量！”这就是她留在西藏的心，是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的传承。

此刻窗外的山顶处，云海翻涌如哈达，形状像九三徽章上的图案，我仿佛看到了九三人代代传承的爱心与坚韧。

当再一次停在一户藏民房前时，外面传来了听不懂的藏语，带着微笑，一位慈祥的藏族老人端来了一壶热气腾腾的甜茶，说道：“老师您好，请喝茶。”这些细小的暖意，也终将沉淀为我行囊里最重的“财富”。

九三人的坚韧、实干、奉献的精神，在雪域具象为黑板上未写完的公式、听诊器下的心跳、雪地上厚重的脚印，而我即将添上的那一笔，正被岁月郑重以待。（社烟台市委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