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飞驰在济南顺河高架桥上，窗外霓虹闪烁，远远近近传来阵阵音乐，或低转悠扬，或高昂激越。一年半的援藏工作已经结束，再次回到灯红酒绿的我的城市，一日之间，东西横跨4000公里，上下落差4000米，文明相差几十年，仿佛穿越一般，我不禁有些恍惚，思绪时而回到渺无人烟的雪山、荒漠，时而又被路边不停闪过的摩天高楼拉回，顿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援藏”，一个充满中国式政治色彩的词汇，对于我，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普通医生、知识分子或者说技术人员，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因此一年之前，当它真实地来到我面前时，我其实是犹豫的。科室内符合条件的同事，多数选择敬而远之。经过医院和科室领导的几轮谈话，不知道是我选择了援藏，还是援藏选择了我，总之带着些许惶恐，些许豪情，我来到了西藏。现在想来，所有这一切，还是我的性格、品质使然。首先援藏是一项事业，但对于我何尝不是人生经历的一段丰富，正好契合了我骨子里深藏的冒险气质。其次要归于“舍得”二字，舍得舒适安逸的生活，舍得丰厚的工作报酬，舍得城市里各种各样的机会。得失不放心上，援藏就不再带有任何功利的成分，而是高尚的。现在我可以坚定地说，选择援藏，我不后悔。
但西藏的艰苦还是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当飞机到达拉萨贡嘎机场上空下降，穿过云层，缺氧开始袭来，呼吸不觉中已经加快，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到机场候机楼取行李时，头晕已经非常明显，脚下轻飘飘的，稍微加快脚步，或者搬运行李，就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出得机场，满目秃秃的荒山，几棵寥落萧疏的枯树，荒凉落寞的伤感情绪顿时弥漫我的全身。从机场到日喀则近300公里，沿着峡谷里咆哮的雅鲁藏布江，一路蜿蜒西行。以后1年多的时间里，我曾十数次走过这条道路，每每感慨于高原地貌的奇特，江河景色的壮美。但当时在缺氧和晕车的双重打击下，痛苦不堪，昏昏欲睡，全然无视新奇的景致。经过五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日喀则，简短的欢迎仪式和晚餐过后，我的脑袋已经完全发蒙，至于如何到达宿舍，谁帮我搬运行李，我至今完全没有记忆。都是缺氧的缘故。
由于援藏公寓维修，我们援藏干部都临时居住在地区发改委的一幢废弃办公楼内。没有热水，没有暖气，时常停电，没有电视节目，这些都在其次，最令我恐怖的是上下四层楼，每每都要中间停下休息两次，心跳的快要蹦出嗓子眼。更加痛苦的是漫长的冬夜，屋内温度接近零度，屋外大风呼啸，远处传来野狗的狂吠，舞动的枯树影子筛落在床上，寂冷而又恐怖。第三天晚上，我迎来了入藏以来最为难忘的一晚。血氧下降到75%，这在内地已经是需要抢救的数值，心率120多次，心慌的要命。我一个人佝偻在床上，真真切切感受到上学时教科书上讲述的濒死感。那一夜，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
然而，一切痛苦都将过去。俗话说，恐怖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又说物由心生，高原反应其实是三分生理，七分心理。我现在可以很有经验地开导初上高原的人，但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克服高原反应，只能靠自身体质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据先期到达的援藏援友们讲，我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这让我十分自豪。入藏第三天，我已经开始给援友们讲解高原生理知识，多彩多姿的援藏生活开始了。最先给予我信心和安慰的是援友们，他们都早于我一年半入藏，是他们帮助我度过开始最困难的阶段。我的快乐援藏生活最先开始于援藏公寓食堂，二十位援友来自山东省的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各自阅历性格丰富多彩。张宁波领队的睿智、干练，认真的工作作风；杨国莹部长虽已年过50，但豁达、乐观，吃苦耐劳，都令我钦佩不已。睿智的谈吐，幽默的故事，海阔天空的聊天，层出不穷的新想法，独辟蹊径的观点，令我受益匪浅。相对于我在内地的医疗工作圈，可以说大开眼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这无论如何是我援藏生活的一笔巨大财富。
我日常工作的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是西藏自治区最早成立的地级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个新兴科室，我很快发现，与来之前的预想不同，这里不仅有我技术的用武之地，而且同内地一样，可以感受到临床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挑战。很多疾病对我都是新鲜的，我会时常面临结核性脑膜炎还是细菌性、病毒性脑膜炎的鉴别诊断，这在内地是极少见到的；颅内动脉瘤，内地多数是单发的，这里却很多是多发的，手术时要十分小心；内地常规的降血压药物，在这里却不起作用；还有被熊打伤的，被狼咬伤的，由于路途遥远，延误治疗，头皮感染一塌糊涂，大面积缺损的。每一种疾病都激发你的创造力，每一个病人都可能有一段故事。这些无疑对我具有先天的吸引力。然而成功中总有各种遗憾并存。国家给予藏族同胞更加优惠的医疗保险政策，但很多病人宁愿相信喇嘛的祈祷，也不愿接受手术，每当这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会讲藏语，如果能亲自与病人交流，我一定能说服他们。为提高地区医院的重症病例治疗水平，在山东省援藏资金支持下，我协助神经外科建立了西藏自治区内第一家地级医院的综合重症监护室（ICU），配备有同内地医院同样的先进医疗设备，然而ICU设计、施工、装修却怎么也达不到内地的水平，至于软件配套则更加有限，病房管理水平、护理水平、医生的专业素质、多科室的协作水平都有很大缺陷，使得ICU总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我联系山东省立医院捐赠神经外科手术显微镜一台，希望能开展更多高难度手术，然而手术室的配套设施、显微手术器械又成为制约。面对这些困难，作为神经外科的专家，我每每感到自己知识、能力的有限。为此，我也帮助多名医生、护士到我们山东省立医院免费进修、学习，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总之，医疗援藏事业任重道远，正向我们内地正在努力赶超世界先进医疗水平一样，西藏的卫生医疗事业也需要几代人、一批批的援藏专家的不懈努力，相信总有一天，西藏终会追上整个国家的脚步。
这些并不是我工作的全部，更加令人难忘的是一次次外出义诊活动。2012年7月山东省“西藏光明行”来到日喀则。该活动由山东省援藏办公室组织实施，山东省援藏资金出资150万元，由浦发银行济南分行发起赞助，山东省立医院派出眼科专家6人，为藏区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并捐赠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眼科手术车一台。我直接负责病人的筛查、集中和整个活动中医疗过程的组织安排工作，全程陪同医疗队远赴日喀则市、南木林、白朗、昂仁四个县市，历时15天，成功为藏区13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成为名符其实的光明使者。雪山下、河道旁、田野村间都留下我们白色的身影。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那是在南木林县卡孜乡，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金黄色的油菜花遍地开放，无边无际，我们洁白的手术车，就静静停靠在这一片花海中。田野间，一位藏族老人在我们白衣天使的搀扶下，蹒跚走向手术车。而当她完成手术下车时，激动不已，不由得双手合十，再次晶莹的眼眸中映透出那一片久违的靓丽金黄。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画卷，而我们的医疗过程，已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病床、冰冷的手术器械，那是创造出无限美好的艺术。
2012年10月，更加令人难忘的山东省“西藏先心病患儿免费手术”活动开始了。已是西藏的深秋时节，我所带领的先心病患儿筛查车穿行在世界屋脊之上，在喜马拉雅山脉白雪皑皑的山峰之间，我们走进了聂拉木县的一个又一个乡镇。蓝天白云之下，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红旗下简陋的乡镇卫生院。医院门口，是排成长队的孩子们，而在我们医疗队员心中，是一双双纯洁、明亮，充满渴望的眼睛。几天之内，我们为160多名儿童进行了先心病筛查。而仅仅几天之后，我就又带领9名筛查出的先心病儿童，踏上了前往济南就医的漫漫长途。天路在茫茫的青藏高原上延伸，列车上整整两天两夜的疲惫，并没有淹没孩子们初次走出大山的兴奋。我与他们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的心灵是那么的纯净，就象珠峰顶上的白雪，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好奇，是那么强烈。在济南的治疗是十分顺利的，所有参与的人们，山东省卫生厅和省立医院的领导、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志愿者，都付出了他们全部的热情，返回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是恋恋不舍。我想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当他们已经长成意气风发的少年，这段旅途的记忆已经模糊，但他们应该记得有这么一群人，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并且激励他们走下高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我们虽然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虽然已不太可能再见到他们，但我们也仍然知道有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叫做“援藏”，而且这一事业正在另一群人的手中继续。
转眼一年半的援藏已接近尾声，我已习惯于飞机在鲁藏间的起起落落，雪山荒漠已不再燃起我的激情。那巍峨的珠峰，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翡翠般的尼洋河水都已渐渐定格于我的相册，但有一种援藏情结却在我的身体里渐渐凝聚、升华。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援藏，当我走上高原，用我的技术医治藏族同胞身体疾患的同时，也用我的热情、友善感染他们的心灵，更希望能让更多的他们走下高原，融入我们的民族。也只有这样才是解决民族矛盾，维护民族间永久和平，保持国家统一的根本之道。历时一年半的援藏工作艰苦却又充实，在身体接受缺氧的折磨，心理承担孤独的煎熬的同时，却又获得坚强意志的磨砺，于无形中体验一种肩负伟大使命的自豪，和经历风雨的痛快。这些对于我以后的工作、生活，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升华，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祝愿我们的援藏事业再结硕果，祝愿西藏人民生活愈来愈美好，祝愿西藏永远保持她的淳朴、美丽，永远是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洁天堂。
最后用我写在援藏干部通讯录上的几句文字作为我的援藏感言：援藏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援藏经历是我人生永不磨灭的记忆，雪域高原是我永远的感情牵挂。
【作者简介】郭华，男，山东章丘人，1971年7月生，1996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05年加入九三学社。现就职于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外科，任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医学会、医师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2012年2月，作为山东省第六批援藏技术干部进藏工作，任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山东援藏历史上第一位民主党派成员。
(九三学社省立医院支社 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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