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的时期，我国人民同声赞扬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全民安居乐业、齐奔小康的社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上小学时，我父亲在张家口教中学，母亲教小学。抗日战争一开始，父亲带着大哥向内地逃亡。后来我在北京上高中，正赶上日寇占领时期，我也在父亲来信的鼓励下经过千辛万苦转到了国统区上高中。那时在国统区生活很艰苦，上高中虽然是公费待遇，但生活还是很艰难的，特别是男生往往吃不饱，寝室是由旧庙的房间组成。日本投降，转回到北平，一直到1949年。

北京解放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我在高等学校学法律时，曾遭到学生中国民党学社的搜查。解放后我在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工作时，因自己爱好文艺曾参加“大众文艺研究会”，请丁玲、赵树理、胡风等做学术报告，更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他曾在抗美援朝时期到过朝鲜，他复员后在京工作，他曾跟我讲过他去北京饭店拜访过胡风。后来1955年我在人民大学学习时，我谈了自己有关问题，结果把我作为审查重点，在学校审查了半年多。我离开人大时，学院党委书记说：“对你审查很必要，你将来轻装上阵，对你有好处。”当然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意。大鸣大放时我曾发言，写文章又犯了“错误”，差点儿当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漏网的牛鬼蛇神”。

近30年情况大变了。80年代初我由平原一所中学调到德州教育学院工作，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我在工作中尽力把教学工作做好。我写了一首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报刊发表了。1985年9月，省教育厅给了我一张教师荣誉证书。我的老伴何蒲英也在学院教书，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培养子女，因此，我家也曾先后获得三张“五好家庭”奖状。

1990年我们夫妻俩离休了，离休这20多年我还是手不释卷。因为我是个学历史的，我爱读史书，对百年来特别是近50多年来的史书，如一些回忆录、未曾展示过的原始历史资料等情有独钟。这类书30年前是难以出版发行的，这类资料都很珍贵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我们的过去。比如我先后买了十几本关于“胡风案”的著作，对这一拖了几十年的案件就有比较接近史实的认识。前年我买了本由北师大出版的《人世文存》，其中包括夏衍、季羡林、聂绀弩、丁玲、巴金、萧乾、杨绛、韦君宜、贾植芳等80多位名家忆往昔的文章，这些作品倾诉了他们在“浩劫”中遭受的折磨，抒发了他们的心声，他们热切希望祖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更加安乐富裕。

1998年12月我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一部殉道者的纪念册》，就是介绍山东画报社出版的《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一书的出版，我认为对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大伯父张志广曾是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69年在台湾逝世。1989年秋，其长子张效孟从台湾经香港转机北京。1943年，我由京去后方，就读天水国立五中，他当时在重庆上大学，在抗战期间我们未曾见过面。后来他随同大伯父去了台湾。与效孟的这次在京见面，我们已相隔50年了。这年我父亲已年过八旬，大家见面了十分兴奋。他从台湾远道而来都带来了一大行李袋衣物，可能是他以为大陆还是像20多年前物资紧缺吧，实际上当时“文革”已过去了十几年，大陆的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衣物足够穿用的。效孟谈了在台湾的生活状况，台湾经济也是逐渐繁荣起来，那时海峡两岸已透露出和平共处的趋向，大家也体会到海峡两岸应该加强往来，本来就是一家人呀！

我在1983年写了《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实现》一文，此文是论述抗战之初国共合作抗日局面之形成，旨在希望国共两党仍应合作共建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此文发表在1983年山东史学会编的《山东史学集刊》上）。

2002年春节前，齐鲁晚报征求春联，我给他们打电话口述了我的春联：

明湖水流日月潭

长城土接阿里山

横幅是：迎回归

《齐鲁晚报》发表了，我把此联又贴在了我家的门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主要在经济建设上有了显著的成绩，物产丰富了，人们收入增加了。从国家的领导人的勤政爱民的行动来看也是十分突出的。今年四川地震灾害十分严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重要领导人前后几次前往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奥运会期间，国家政府大力领导操办，办的内容精彩，质量上乘，取得了世界奥运史上空前的好成绩，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赞扬！

1976年末，中国粉碎了“四人帮”，摆脱了“左”的路线的阻力，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30多年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30年是我心情舒畅的30年。我今年已经83岁，但我心中还想多做点事，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愿为人民事业增砖添瓦。

这30年是风和日丽的30年，是我心情舒畅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