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以江，九三学社社员，法学学士学位，山东浩搏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专职律师，聊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聊城市“首届”十佳律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于东昌府区的一个偏远农村，1989年方才第一次走出聊城踏进省城济南，求学、就业、下岗、再创业，几十年一路走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失败与成功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场合，我无数次由衷地对身边人说，当今的中国，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好的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政治文明程度、经济发展高度乃至民生幸福指数，都是最高水平时期。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幸福生活，要感谢改革开放政策，要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每一个奋斗者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受益者和创造者。

在这里，作为一名普通的民主党派人士，我汇报一下自己这些年在某些人生节点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点滴体会和感悟，以回赠、致敬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一、改革开放打通了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为追梦人圆梦提供了平台和动力

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中国律师，是我少年时的梦想。由于家庭条件限制，虽然中考成绩全镇第一名，虽然明知中专学校教育不可能选择高水平的法学教育，我依然听从了老人的早就业早挣钱养家的务实劝告，成了一名财经类学校的中专生。

但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有抱负的人提供了自学成才的高等教育机会。参加工作后的三年时间里，我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法律专科文凭，又过了四年，我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自考的法律本科毕业证书，并考取山东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从而为实现律师梦完成了知识储备等前提条件。

为了实现律师梦，开启自主沉浮的新生活，我毅然辞去某房地产公司中层领导职务，于1999年首次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以聊城市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律师资格证，从此踏上一条艰辛探索的人生转型之路。天道酬勤！经过十几年的拼搏进取，在律师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回首来时路，我要感恩生活，感恩社会，感谢这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伟大时代，感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尔飞的改革开放大环境。

二、要做一名好律师，必须先做一个好人，这是时代对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人的基本要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法律的浓厚兴趣，让我在枯燥的法海中找到了真实的快乐；对法律终极价值的执着追求，让我积极投身于律师职业，深刻见证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虽历经风雨而无怨无悔。

时代呼唤法治，呼唤公平正义！在办理个案时，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时常听到这种呼唤和期盼，匡扶正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从心底油然而生，这种感觉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对律师工作的事业性认知。

但，困扰律师且让很多律师难以形成职业荣誉感的问题却挥之不去：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律师这个职业群体褒贬不一，争议很大。这种现象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已成共识：每个律师的言行对职业群体的美誉度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先做人再做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职业荣誉，创造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2014年我市某公司启动了一宗标的额达一亿两千万的企业并购大案。在经济欠发达的聊城，诉讼额如此之大，是很少见的，其标竿意义不言而喻。有一位资深律师常年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本案事关企业生存，公司决定另外聘请一位律师代理本案。当然，条件很苛刻：综合能力、法律素养必须在聊城律师界有口皆碑。得到消息的律师摩拳擦掌。任何一位律师都非常渴望代理本案，从而为自己的律师事业再上一层楼奠定基础。

作为众多竞争者之一，通过与公司高层的几次详谈，我得到了公司领导的一致认可，很快定下来由我代理本案。在没有签订正式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我就开始着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出现了。

该公司的一名股东突然改变主意，反对打这个官司。而这个股东的地位非同小可：作为证据的所有合同，均是以他个人名义与被告签订，他是本案的原告。他如果不同意打这个官司，原定诉讼方案无法启动！

案子面临搁浅，也就意味着我这单律师业务极可能不复存在，前期的一切努力与付出即将付之东流！

公司的主要决策者更是心急如焚，决定启动新方案：以公司作原告起诉。如果我同意新方案的话，这单律师业务失而复得，作为代理律师，名利双收。

但是，为了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我毫无保留地向公司高层提出了新方案的法律风险所在！当时想法很纯粹：与委托人超亿元的巨大利益比起来，自己的名利算不了什么，公司不起诉，我只是少代理一个案子，尽管这个案子意义很大、分量很重！

公司董事长万万没想到我会提出反对意见，他多次与我沟通，力图说服我改变观点，并且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个没有风险的结论。董事长对我说，杨律师，我又咨询了几个律师，他们都说新方案没风险，就是你说风险大，你又是我最信任、最器重的律师，你让我很矛盾。言外之意，我的代理律师地位岌岌可危！

我开诚布公对他说，我很珍视这次机会，但是作为代理律师，要有责任感，不能隐瞒个人的真实观点；所提风险意见，也是未雨绸缪，站在被告抗辩的角度来审视新方案，我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最终，公司还是以新方案起诉至省高院。出乎我意料的是，公司没把我换下来，而是正式签约由我作代理律师。

在省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我之前的风险提示一一应验，单是立案环节就历经波折。后来，有人告诉我，公司之所以最终决定聘请我，就是基于我的坦诚：能全面分析大势而不讳言风险，敢于全方位阐述意见而不盲目乐观，不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作为言行的出发点。

我一直认为：如果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那就不是一个好人；如果为了承揽律师业务而口是心非，那就不是一个好律师。如果一定要为塑造诚信而付出代价的话，少收些案子，少收些律师费也无所谓。毕竟，我们收获了良心的安宁。

三、精通法律，业务娴熟，是律师得到广泛认可的保障，也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勇立潮头的必备因素

聊城是一个三线城市，受经济总量等原因的限制，律师在业务分工上不是很明确。我的业务范围较广泛，在刑事辩护、经济案件诉讼代理、公司业务、房地产专项事务以及非诉讼等业务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独立办理了一大批在本市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疑难案件，并为多家企事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无论办理何种案件，我所秉持的座右铭是：“开口添正气，下笔减冤情”！不挑词架讼，不颠倒是非，崇尚维护制度文明。在法庭上，以逻辑严谨的雄辩，申明法理与事实，通过精深的专业知识，为裁判者正确判断产生正面影响。

 2012年，张某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面临重罪重判。我接受委托后，通过调查取证，特别是在工商局调取张某所任职公司的登记备案材料，发现了本案一个关键性节点问题：张某是国有供电公司的正式职工，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但他作案时，所任职的公司已经改制为全体职工持股的民营企业，股东全是自然人，没有一点国家出资，张某虽然是受供电公司委派，在该民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却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因此，从犯罪构成要件上分析，我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检察院指控的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而构成一个轻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两者相比较，后者比前者在量刑上轻得多，如被定性为前者，数罪并罚，可能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我的辩护意见成立，量刑要轻得多。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检察院提出了两点法律意见：一、张某不构成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事实定性错误；二、本案依法应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侦查本案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办案程序错误。并且多次致函致电给办案人员，请他们能重视以上法律意见。但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却认为，本案已经多次研究，案件定性没问题。

在法院审理阶段，围绕罪名定性，控辩双方举证据、引法典、讲法理，激烈交锋。作为辩护人，我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并提供了多份庭前收集的证据，辩护意见引起法院高度重视。由于事关操作不规范的国企改制，案情复杂，定性意见分歧太大，经法院审委会提议，将案件上报至中级法院，后者出于谨慎，又将案情呈报至山东省高院，省高院认为本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征询意见。

历经漫长的等待，两次延期审理后，我的轻罪辩护意见最终被法院采信，被告人张某一审被判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没有抗诉，张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我所经办的刑事案件，无罪辩护成功三起；对多名被告人的罪名辩护意见，被法院判决采信，从而被以轻罪判刑；许多被告人被从轻、减轻处罚，罚当其罪，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律师办理刑事辩护经常被人不理解，常常受到责难。“怎么为坏人说话，为贪官讲情” ？但作为职业律师，依法收取律师费并不等同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的天职就是维护制度文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辩护律师没有高深的法律素养，没有执着的敬业精神，不能为身陷囹圄的被告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不能对公权力予以依法制衡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私权利面临风险时，不知如何救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缺少了一个专业的监督力量，这也是国家在顶层设计时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考量之一。

四、律师应当一身正气，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情怀，不能改革开放洪流中迷失方向

执业十几年来，我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实现了零投诉,竭尽全力一身正气地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2017年被聊城市律师协会聘任为惩诫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广西人王某华涉嫌合同诈骗罪被聊城公安机关抓捕。作为一起有影响的大案，当时，一些主流媒体都对案件的侦破和抓捕做了大篇幅报道，此案似乎已经板上定钉。作为案件的辩护人，压力可想而知。

我接受委托后，仔细查阅案件材料，认定本案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王某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决定作无罪辩护。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与王某华进行合同交易的另一方是聊城本地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一口咬定王某华是骗子，却从不反省自己的公司销售了几百万元的假货，已经有错在先，自身才是本案的始作俑者。当得知我是王某华的辩护律师后，这位老板对我软硬兼施。先是请熟人邀我出来吃饭没成功，就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送来他收集的所谓证据，大谈特谈大家都是聊城人不能替外地人办事等等。后来又多次打电话诱之以利，声称只要我退出本案，可以支付双倍律师费的补偿。最后见我不买账，就提出了要胁：和为贵，大家谁也别找不痛快。

我的态度始终未变：如果当事双方都同意调解经济纠纷的话，我乐观其成，可以为双方传话，达成共赢结局；如果经济纠纷不能调解，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依法为王某华辩护，尽管他是素昧平生的外地人。

从公安侦查阶段介入，到中院一审判处七年徒刑，再到省高院发回重审，在看守所被羁押1133天后，王某华终获自由。三年多的时间里，一路走来，在匡扶正义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凭借对法律的忠诚和执著，在本案中实现了法律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维护公平与正义。

重获天日的王某华多次来信致谢。他写道：我是不幸的，蒙冤受屈三年多，公司黄了，事业归零了；我又是幸运的，在聊城遇到了一个精通法律、一身正气的律师，我永远忘不了杨律师在法律上给我的帮助，在精神上给我的支持，三年多的时间里你无数次前往看守所会见我，用南非伟人曼德拉的故事开导我，给我买书，买衣服，我会一辈子珍惜这段患难深情。

恪守律师执业操守，不为势所迫，不为利所诱，此话说易做到难。当聊城老板说多出钱让我退出辩护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我接受你一分钱，你转过身来，就会骂我这个律师没人格；当要胁说和为贵时，我也担心，会不会将自己和家人陷入时时刻刻被报复的风险中。但是，我最终战胜了人性弱点，无私无畏地履行了辩护职责，并以悲悯之心给辩护对象送去了人文关怀。

2012年，北京的一位委托人赠送给我一面锦旗，上书“人民的好律师 ，法律的捍卫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就是我们律师的衣食父母，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却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慨、感恩。这些客户真好！

五、一名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的律师，应当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和谐，投身公益事业

“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我市一些受害群众到我的律师工作室咨询，很多人情绪亢奋，欲采取冲击经销商，以及到政府机关示威等过激方式解决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一边从法律角度为群众分析，列出来多种正当合法的维权渠道，一边极力劝说大家保持克制，要相信政府不会无所作为，闹事维权的方式不可取。

当时有个女同志很不友好地说，你是律师，干么吆喝么，都上访，都找政府把事解决了，你们律师还挣谁的钱！俺明天就到政府挂条幅去！此话一出，同来的咨询者七嘴八舌，应和声一片。

我耐心的给大家做释法说理工作：如果大家相信法律，只是不相信我这个律师的动机，那好，不但今天的咨询费一分不收，而且不论大家通过打官司维权，还是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维权，我都无偿提供法律援助，不收一分钱；但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涉法涉诉的问题，最终还要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大家不要迷信上访，不要走弯路！

这些人最终听从了我的法律意见，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一场潜在风波随之化为无形。

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是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多年来，我坚持免费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代书；认真出色地办理了多起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多次应邀在电台和报社从事义务普法宣传活动。

当然，这都是些凡人小事。无论何时，为了公益事业，我会尽心尽力。

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10年，在聊城市首届十佳律师评选中，我有幸从全市三百多位律师同仁中脱颖而出，通过层层评选，多轮激烈竞争，最终被评为聊城市“首届十佳律师”之一。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鼓励，激励我立足律师岗位建功立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内在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积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欣逢盛世，中国律师有了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和国的法治进程推波助澜，是每个中国律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的光荣梦想。 (九三学社东昌府区委 山东浩搏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专职律师 杨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