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记录的事情太多太多。如果说要写文章，竟一时不知如何去写，因为这40年的变化，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完整地把这些变化表达出来。索性讲一下自己的经历，让大家对比一下现在，感受一下我们这40年风风雨雨走过来的改革开放，或许这样也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鲁西徒骇河边的一个小村子。自打记事起，村头的小树林、家前的小河边都是我儿时久玩不腻的天堂。特别是夏天到来的时候，父母怕孩子擅自下河游泳，便会在孩子的肚皮上抹上一块锅底黑。如果能带到中午，则说明上午没有去游水。起初没多少心眼，便傻乎乎地真不敢去游了，因为一游，肚皮上的锅底黑自然会被冲掉。至于后来，想必大家也能猜到。父母照例给抹了锅底黑，等父母去田里劳动自己不再受约束时，偷偷约了小伙伴去游，游完后再找来锅底黑自己抹上。这样倒也消停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还是被父母发现了端倪。为了约束我的调皮，于是父亲便逼着我去村里的小学上了学。村里的孩子有七岁上学的，也有八岁上学的，可是我不到六周岁就上了学，那年是1981年。

村上的小学在村子的东北角，不知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三间瓦房，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间。开学前，母亲从集上扯来一块粉色的花布，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开学第一天，我搬着家里的小凳子，在父亲的“押送”下，很不情愿地跟着去了学校。我不知道上学是什么，只知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的疯玩了。学校的课桌，是用砖搭起来的土台子，面上抹了一层叫“洋灰”的东西。这样的课桌，没少啃我们的衣服，一件新衣服撑不了一学期，就会在胳膊肘下面磨一个大洞出来。后来，套袖就成了上学的必需品。窗户也不是木制的，只是在建筑时用砖砌出来的几个洞。冬天的时候，里面用塑料布遮上，外面再用扎成束的草把子压住。即便这样，屋内与屋外也差不了几度，可以说整个小学期间，同学们都是伴随着冻手、冻脚、冻耳朵过来的。来年开春后，冻伤的部位又红又痒，父母便让用热一些的水去浸泡，说这样有助于冻伤的缓解。夏天来临前，先把压窗子的草把子撤掉，等天气热起来后再把塑料布撤掉。但即便这样，二三十人在一个屋内喘气，屋里似乎还没屋外凉快些。我上学时，农村小学是没有暑假的，只有麦假、秋假和过年时的寒假。升四年级后，就要到二里外的邻村去读，邻村教室的课桌是木头的，也有板凳，不再需要自己从家带凳子了，窗户也是玻璃的。但烦心的事又来了，那就是小学需要上晚自习。父亲把我用完的墨水瓶中间钻个孔，配上废旧自行车内胎的气门嘴，给我做成了一盏小油灯，这盏小油灯陪我度过了两个学年。用小油灯上晚自习的期间，早晨起床后，用手抠一下鼻孔，里面全是黑黑的东西，还要哇哇地吐上一阵子黑痰。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鲁西农村小学真实的写照。

我的初中，是在我们乡中学上的，离家约十二里地。由于离家远，自然需要住校，父亲从家里腾出一张床来，用地排车拉到学校，放在了宿舍里。寝室的床一个挨一个，像似一个大通铺似的，有的是一人睡一张床，有的是两人睡一张床。通铺适合打闹，放学后便成了同学们打闹的一个战场。我的床一学期下来，被折腾折了两根横梁，没法睡了。我告诉了父亲，父亲把床拉了回去。我给父亲说，我住不习惯寝室，一大间房子里面几十人，各种气味，晚上还有说梦话的，有时根本睡不着。还好乡上有我一个同堂的姑姑，他儿子刚盖了浑砖的新房，旧房子腾了出来暂时没人住，于是我就搬到那个表哥家去住，睡的是他老家的大炕。由于没有生火，冬天的炕冰凉，只好蒙着头去睡。学校的伙食是订饭制，比如早晨吃两个馒头，中午吃两个，晚上吃一个，那就订221，一周下来都是这样。我当时以为学校的馒头和家里的馒头个头应该差不多，所以这个“221”让我晚上饿了一周的肚子。学校食堂只给老师供应炒菜，学生的咸菜都是从家带的腌萝卜疙瘩，就这样一吃一周，谈不上什么营养不营养，只能说堆饱肚子就行了，所以那时很难找到高个子的同学。晚自习再也不用煤油灯了，用上了汽灯。把煤油倒进去，打足气，下面的石棉网在放油气的一刹那点燃，调节出气量让燃着的石棉网变至灯泡状时，压出来的油气遇到炽热的石棉网便会发出刺眼的白光，搞不好的时候，石棉网也会破，所以那时候感觉控制石棉网是个技术活。初中开始有了政治课，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了“改革开放”这个词，至于改革开放是什么，同学们都不关心。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回家好好地吃一顿新鲜的蔬菜，于是一到周六下午就飞一般的往家赶。上初中后，家里买了一辆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把旧自行车给我供我上学骑用。飞一般回家也有苦恼的时候，就是下雨和下雪时。下雪还好，尤其是下雨时，泥泞的土路上的泥掺和着枯草，把自行车前后盖瓦塞的死死的，根本推不动，更甭想骑了。记得有一次放学前下了大雨，我和同村的一个伙伴，走到半路实在没法骑了，就把自行车抬到了路边一片玉米地里记好标记藏匿了起来，第二天便早早返校，根据标记又抬了出来，还好没丢。那个年代自行车可是三大件中的一个大件，虽然我骑的车子当时已经很旧了。

初中毕业后，当年没考上城里的高中，复了一年课，才考上了一中。聊城离我们家六十里地，报到时是父亲送我来的，父亲对聊城一点都不陌生，聊城的大街小巷甚至都有着父亲的足迹。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家里种的菜为了能多卖一点钱，父亲总是一驮二三百斤骑车六十里路来城里卖菜。卖的快时，父亲有时会买个吊炉烧饼回去，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家给我和弟弟分吃，这就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在非过年的情况下能偶尔吃到的最好的东西。卖的慢时，回家后已是半夜的时候也很多，让母亲一阵挂牵。虽然已是1990年，高中开学时，父亲用家里的粮食到乡粮所换了些粮票，在一中的伙食窗口按一斤粮票多少伙钱缴了钱后，换成食堂的饭票，又买了部分菜票给我。高中开始，再也不用订饭了，想吃几个馒头就用饭票去买，也不用再吃那腌萝卜疙瘩，可以去食堂买菜吃了，家境好一点的同学还可以隔三差五地开个荤打打牙祭。每当放学后，食堂的卖饭窗口一时都非常的拥挤，买好后便在食堂前面的空地上蹲下来，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吃饭。三年忙碌而紧张的高中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外，便是学习，除了中间分了一次文理科外，其他事情还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

我学的是理科，大学学的是公路与桥梁工程，属于工科。1996年毕业后分配到了聊城公路局（划市前的小聊城县），1997年初正巧赶上修我们乡的一条农村公路，那时我望着土路发呆了许久，下雨泥泞了这么久的土路以后不会再泥泞了。

是的，改革开放在当时对我们中国来说是条崭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也曾摸索过泥泞过，但我们不会永远泥泞！40年以来，我从孩提也走到了中年，每当我给儿子说起这些事情时，他总会疑问当年真的那么苦吗？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我的父辈们曾经比我还苦。40年的变化真的太多太多，40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4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40年旧貌换新颜。正像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奏响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强音，一起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九三学社东昌府区委副主委 东昌府区公路局养护科科长 李念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