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60周年的华诞。60年一个甲子，我作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60后”，回忆少年趣事，对比当今盛世，不也折射出祖国的巨大变化吗？

我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普通农村的。那时没有上过幼儿园，上小学时的教室是借用一家农户（未婚民办女老师家）的三间土坯闲房子，没有门窗，用的是用土坯砌的土课桌，冬天冷飕飕，后边还停着一口棺材，因为失火烧得黑黢黢，本来是为她家80多岁的奶奶准备的，没想到被她独身的大爷占去了。她50多岁的大爷给队里养猪，据说有一头猪掉到田地里一口废井里，他趴在井口捞猪，不幸自己也掉到井里被淹死。在这一个教室上课的不光我们自己村的学生，还有邻村的，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在一个教室上课，而且只有一个老师。上学伊始，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所以每次买了个什么笔之类，看看好用不好用，首先写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如果钢笔尖坏了，那时还经常有专门修理钢笔尖的。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只好在几棵大柳树下上课，毛主席逝世时，感觉好象天要塌下来似的。听念高中的哥哥说他们到公社里收看电视，播放毛主席追悼会的情景，那还是第一次听说电视这个“怪物”，其实那时候连半导体收音机也罕见。粉碎“四人帮”后，家里的有线广播天天喊的是“打倒王文元，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反复多次，至今余音绕梁。

那几年生产队里种地瓜特别多，按人口分配，当时院子里、屋子里到处是地瓜，屋顶上是半干不湿的地瓜干，赶上连阴雨，地瓜干发霉，黑呼呼的。那时家里人口多，用的是十二印的大锅，母亲经常煮地瓜，一煮就是多半锅，挑着好的人吃，剩下的喂猪。后院里的二大爷，年轻时身强力壮，垛墙垛得好。据父亲说我家的房子、院墙多数是他垛的。后来，他有病了，到我家来玩，父母都是招呼：“快给你二大爷找烟”，那时的烟也就是一角钱左右的“大前门”、“丰收”、“巨轮”之类牌子的。二大爷快不行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油条，是让我那读高中的哥哥从公社驻地买回来的，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卖的。那时候，生产队里有一片苜蓿地，是为队里的牲口生产饲料的。春天，苜蓿长出了嫩芽，晚上姐姐和其他院里的姑娘们就偷偷到地里弄来一些，母亲掺上一些玉米面，放点盐，蒸成糕，或者做成菜饼，无异于人间美味。现在市场上也能买到，自己在家里再做，却没有当年的香甜了。

那时放学后作业不多，主要任务就是拔猪草，春天麦苗返青时，一些有名无名的野菜也争先恐后的长出来了，幸运的话有时还会碰上一只黄绒绒的小野兔，如果能逮住，就更加快乐了。再就是捡柴禾。春天主要是用三叉刨茅草根，晒干再烧。春夏之交，主要割蒿子，这东西即使晒干了，烧时也是浓烟四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麦后，要捡拾翻过地后的麦根。秋天当然柴禾就多了，用筢子搂玉米叶、豆叶、树叶。冬天，田地里基本没有什么可拾的了，就到苇子湾除苇根。这时天寒地冻，冰上能担得人，苇子当然已经被人割走，但每天冰上露出半手指那么高的苇竿，先用铁锨铲掉，然后用扫帚扫成堆，用筐背回家，晒干，这东西比较耐烧。

那时，一个村里也没有几辆自行车，记得有一次一个远房舅舅骑一辆旧自行车到我家来玩，我那两个十六、七岁的姐姐兴致勃勃的推着他这辆车跑到北洼的场院里学骑车，甚至骑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幸亏是冬天，没有水，不过最后还是学会了。那时，农村儿童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男孩一般就是玩砸杏核、抽老牛（用铁锨把粗的圆木削成的陀螺，底部砸上铁珠），打尜尜（gá用木棍削成的一种儿童玩具,两头尖中间大），用自行车链子造洋火枪，用弯曲的铁丝推车圈。女孩就踢毽子，来房子（在地上划出图形，单腿独跳踢瓦片），到也其乐无穷。

那时全国都在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各家各户孩子都多，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一个罗一个，洗的没有了颜色。小时候，父亲给买的海军背心穿着着实骄傲。中学时，大姐用黄色的卡布缝制的四个兜的褂子，一穿好几年，还怪神气的呢!记得有一年秋天，读初中的三姐要参加篮球比赛，老师要求都穿秋衣，那时没有秋衣，就找人去借。当时全村只有一个在公社中学读高中的男生整天穿着一件紫色秋衣，那也很让人羡慕。借来，母亲先洗一遍，结果我看到洗了好几水，水仍然浑浊不堪，可见他穿得有多脏。

那时的精神生活着实贫乏,除了学校发的语文、数学课本，再无他物。当时，我们村里有个油石厂，是南方（实际是江苏）人来开办的，村里的少数男女劳力在那里当工人，记工分，年底分点红，所以我们村当时在周围是算富裕的，村里基本没有光棍。父亲当时在工厂里当业务员，经常到南方出差。每次回来，就从马鞍山市居住的大姑那儿把表哥们的一些连环画带回一些，《桐柏英雄》、《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等给我贫瘠的童年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现在算来，林彪出逃应该是71年，那时我才6岁，才认识几个字，因为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所以从邻村小卖部花9分钱买来的关于批判“孔老二”的连环画至今还有印象，只是连环画的题目忘记了。画的当然是孔子狰狞的面目、可怜兮兮的形象，还有“克已复礼”，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室内悬挂的孔子名言。有意思的是，长大后竟然到了孔子的老家－－曲阜上了大学，至今我们仍然在学习引用孔老夫子的言论。那时冬天农村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或者听说书的。电影那时看的还真不少，像《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决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金光大道》、《暴风骤雨》等，无论哪个村放电影，天一黑，家家户户都提前做饭，好让等不及的孩子们吃了饭搬着板凳占地方，很多电影都看过多篇，电影里的台词往往还能背过。甚至能活学活用，将电影里的台词用到某个人身上。说书的那时也比较常见，往往有两三个说书艺人，在大队书记家里吃了晚饭，在院子外边点上贼亮的嘎石灯，喝口水，清清嗓子，便开始了。说书人有敲鼓的，有说唱的，有时手里还拿个铙拔之类，一晚上咿咿呀呀，嘶哑着嗓子，什么内容那时还不甚懂，说到高潮处，观众发出一片叫好声。往往说到深夜，孩子们在大人怀里睡着了，还没有收场。

小时候，孩子们最向往的就是过年了。特别是大年初一大清早，天还不亮，各院里的孩子们就集合起来，东院、西院的拜年磕头了。随着一阵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孩子们一般都循声而去，争捡没有响的哑炮。有一年大年初一，我捡到一个没有炸坏的两响皮，在前边放进一个鞭炮，我拿着，大爷家的二哥点火，结果鞭炮响了，两响皮里还有一节也响了，结果把我的手炸得漆黑发麻，过年穿的新棉袄袖子也被炸掉半截，棉花还冒着火星。二哥吓的跑了，我也傻了。幸亏来拜年的院中嫂子反应快，抓住我的胳膊就摁进院子里的咸菜缸。最后只好借别人的旧棉被穿了一个年下。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以后，每到过年，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别人点炮，不敢轻举妄动了。

上初中时，家里没有钟表，早晨上学，都是父母听凭鸡叫几遍叫我起床。记得读初一时，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窗外光亮如昼，心想一定是睡过了，便急匆匆穿上衣服背上书包上学去，平常一起上学的伙伴小石头我也来不急等他了，在他家房后墙上踹了几脚，就急咧咧地大踏步奔向四里多地外的西寨中学了，出乎意料的是学校里寂然无声，一个人也没有，我朝空中一看，原来朗月高照，如同白昼，这时我才有些害怕，便站到一个单身男老师门外，一直等到别的学生到来。

小时候，全村只有生产队里有一个平板车，有一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对车角被人偷走了，但还是很快就破了“案”，原来是被本村的一个小伙子偷去了，生产队就组织召开批斗会，大官（群众对大队书记的称呼，我们那时孩子一哭，大人就吓唬说你再哭大官就来了，孩子们就吓得不敢哭了）在那里慷慨陈词些什么，俺记不住了，只是记得那小伙子手举着偷去的车角，他的母亲只是哭，结果因为他名声不好，家里又穷，一直说不上媳妇来。后来，经过他一个院中嫂子的介绍，娶了个二婚的，那女的原来婚后不曾生育过，和他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

少年趣事还有很多，总的印象是物质匮乏，精神单调，算是一种灰色的记忆吧。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伟大祖国建设一日千里，变化日新月异。现在，即使农村的孩子也不用放学后给猪拔草，到处拾柴了，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而且看上了彩电，甚至有的用上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他们与我们当年相比，生活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由此视野开阔了，知识面拓宽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建设已经步入快车道，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发图强，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戴连强  德州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德州市委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