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个显明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联合社会中各个党派、各界人士、各方力量，建立了一个以共产党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党派与社会各界人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让各个党派、各种力量处于对立制衡的状态，通过各党派的竞选、议会的立法权、三权分立等机制保障社会公义的实现。正是由于这个不同，一段时期以来，有些人对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表示担忧，而对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情有独钟，把它看作解决中国发展中问题的灵丹妙药。有人担心，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会形成专制独裁；没有对立面的制衡，中国共产党难以解决腐败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西方文化思路看中国社会的结果。持这样看法的人对“中国特色”缺乏深刻的理解，并没有认识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统一战线”，使各方力量和谐一致而不是对立制衡，是一条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道路；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政治策略；是合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起来的民族心理的政治方针。正因如此，它才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仍然是我们取得经济腾飞与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她始终追求“中庸和谐”，而不是“斗争—平衡”。欧洲社会自古希腊、古罗马就建立起民主、法制，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以民主与法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又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斗争、妥协、制衡的原理与机制之上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事物之间、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与矛盾，事物在对抗与斗争中形成对立面间的平衡，从而形成并维持着自己的特质。没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事物就不可能正常、健康地发展。这样的哲学观念落实到政治上，就形成了“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思路，认为一个政权必须有与之相制衡的相对力量，它才能最大程度的合乎社会公义；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敌的监督力量，它才能合理、正确地行政。他们的这种政治道路是在他们的文化系统中形成的，也最适合于他们的社会状况。但经历几千年的积淀而形成的中国文化却是另一番景象。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以“阴阳”来解释宇宙自然的发展变化。表面上看，“阴阳”似乎与西方文化中的对立双方相似，实际上其内涵是很不相同的，在中国文化中，我们讲“阴阳对转”、“阴阳和合”，讲“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里“阴”、“阳”之间不是“对抗”而是“对转”，不是“斗争”而是“和合”，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相包涵。“阴”和“阳”虽不同质，却形成和谐相处、密不可分的交融关系，甚至达到互相涵容、水乳不辨的化境，“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在“天人合一”、“则天法天”的原则之下，“阴阳和合”是中国文化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也是对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理想设定，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原则与追求。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中，逐渐形成统一战线的局面，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的，或者说中国现当代社会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形成统一战线的局面是中国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各方力量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视为是“阴阳和合”的关系，而不是斗争抗衡的关系。统一战线虽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组织，实际上是与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是相一致的，是符合各个党派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的。

再进一步看，中国文化认为在“阴阳和合”的状态中，“阴”、“阳”双方并不是平等的，而是“阳为阴之主”；“阴为阳之助”。“阴”、“阳”双方是在“乾健坤顺”的一种差序格局中形成“化生万物”“绵绵不绝”的繁荣局面的。阴阳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序，但不会造成“一阳独尊”的局面，因为“独阳不生”、“独阴不长”，阳不会排斥掉阴，而阴也不会淹没阳，它们都会为了共同的目标与利益自然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这里面有中国文化的深刻智慧：主次差等保障了秩序，避免了混乱；和谐共生增加了亲和，减少了内耗。中国当代，共产党与各方力量之间就是这种关系模式的一个体现。邓小平同志深谙中国国情，所以他说：“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做，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中华民族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有权威、有仁德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一套能充分考虑人民利益，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的行政系统，一个行之有效，保障人民权益的民主体制。而不是多头政治、分权、制衡等形式的西方式格局。

处在中国文化源头上的“阴阳和合”的宇宙观体现到在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处理上那就是“中庸”。“中庸”的本质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选择一条适合于各方要求的最合理的路径去解决问题。这个局面的实现实际上是要求身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虽是当事者，却怀有仲裁人的公正。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不是为自我的利益而争夺，而是站在公义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在社会交往中要求当事各方都从“中道”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以此达到“和合”的境界。《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和”看作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总原则。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也是达到上庸和谐的道德保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推己及人”之道，这种精神是对他人利益与愿望的主动的体谅与助成，绝不是如西方文化所理解的人间关系那样是迫于对方抗拒、斗争而做出的让步与妥协。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之所恶而去之”，要求当政者“先之、劳之”、“无倦”，就是要求当政者主动考虑人民的利益。这是尊崇“仁”德，主动避免矛盾、求得和谐的努力，而不是矛盾既发之后不得已的妥协与让步。秉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这种“阴阳和合”理念、“中庸和谐”的处事态度在中国当代政治中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文化心态中，“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斗争、制衡并没有如在西言文化中的显著意义，相反只能破坏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和谐与融洽。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谋福利。“观过知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偏颇和错误也常常出于对人民利益的思考。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那种担心一党执政就会变成专制独裁，是杞人忧天。

中国文化又以“修身”、“自省”作为“和而不争”、“中庸和谐”局面实现的保障。中国文化要求遇到问题不要“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身”、“三省吾身”，寻求自身的错误而加以改正。孔子曾以“射”来比喻这种态度：“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孟子也曾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中国文化系统中，一个人、一个团体的健康发展靠的并不是外界的迫使、他人的纠治，而是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反身自省”、自我建设、自我完善、“戒骄戒躁”、 “虚心接受群众监督”的精神，邓小平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70页）这种真诚的自省、自纠态度，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中及时改正了很多偏颇，避免了很多灾难。今天，当官场腐败问题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困扰，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仍然会发扬自我完善、自我建设的传统精神，成功地根治这一毒瘤。

“厚德载物”的宽容，“求同存异”的大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交友原则，也是社会合作中主导人或主导方所应有的胸怀。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切实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的支持下，通过自己浴血奋战，夺取政权的，他在各个党派中最有权威，最适合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但共产党并不因功高而一枝独秀，而是敞开胸怀，坦诚地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结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交往原则。建国之初，共产党以极其宽容的胸怀接受众多的党外民主人士进入中央政府。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员中有27人。同年10月19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2位；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在政务院所辖32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有13人；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有54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各部委中仍有非共产党员部长9人。

2007年4月，万钢作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出任科技部部长，仅仅两个月以后，又任命无党派人士陈竺为卫生部长，更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外人士只能任负职，不能任正职的局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赞赏和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所做出的又一次划时代的新举措。这一举措表现了共产党“有容乃大”的伟大气魄，也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包含“中国”和“共产党”两个要素，作为“共产党”，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她也拥有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熏陶出来的高贵品质，她“厚德载物”、“求同存异”；她善于发现自身错误、及时纠正自身错误、为人民利益着想；她广泛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努力创造“中庸和谐”的政治局面。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与经济建设的成就早已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说，中国现行政治中的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的制度与格局，不是哪个党派、哪方力量、更不是哪个人的一厢情愿，它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它是建立在几千年来厚积起来的文化土壤中的，它合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合乎中国人民的心理倾向与愿望。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取得的极大成功，既是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带来的巨大成果，也是它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证明。为了建设安定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为了实现富裕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应该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继续用好“统一战线”、“政治协商”这个致胜法宝，走向更光辉的目标。

                                                                    （九三学社威海市委  张德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