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不是情节，是情结，中国人的情结。情结里，到处都是情节。各种情节交织成的年度压轴贺岁大戏，即是春节。

春运是重要的情节之一，桥段悲情，一把鼻涕一把泪。

上世纪九十年代，刚上大学的我还不知春运这一说，第一学期寒假回老家，在学校订好火车票后，就和系里的老乡提前做好了计划：买上几罐啤酒，准备些熟食，火车上，吃喝一路，何不快哉。

没错，这个计划随着上了火车，就无情破灭了。

我至今都对那辆火车难以忘怀，绿皮，硬座，速度缓慢，逢站就停，像一头不堪重负的老牛，每耕一会儿地，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气。每一节车厢里，都塞满了各色人等，除了少数人可以坐着，其余的人都站在走道上、厕所里、车厢和车厢之间的连接处。有个别看似经验丰富的老手，上了车，哧溜一下就钻到硬座椅下，泥鳅一样躺了进去，立刻就无声无息了。那个动作当时没有词可以形容，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一个相对贴切的词来比喻：不明觉厉。

我们就站在厕所门口，几乎一动不动，连脚也不敢抬，生怕抬起一只脚，就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落下，啤酒自然没有喝，熟食在包里挤成了饼。

幸好只是四个小时，魔鬼的历程很快就结束了，而这辆车上的大部分人，是要坐上一天一夜奔赴遥远的哈尔滨的。

难怪有人说，春运是人类每年一度的一次季节性大迁徙。当然，这里的人类特指生活在中国的人类。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春运。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佳节中的佳节，有“亲”在召唤，天涯海角都得往家跑。不过古代人少，多是农民，少有农民工，老百姓遵循着孔子的教导“父母在，不远游”，活动范围小，百度地图放到最大，也就在一巴掌大小晃悠。不用遭春运的罪，牵着牛拾着粪就回家了。

在外务工的，无非商人和官员。这两个群体，是春运大军的主要组成人员。

一般的小商小贩还好，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不会跑太远，买卖也不会太大，甭说过年，天天都可以回家。大商人则不同，尤其是做国际贸易，“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过年的时候，不一定身在何处，只能四海为家，时间长了，老家都不承认有过这么一个人，正所谓“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光有钱并不能光宗耀祖，反而被剥夺了回家祭祖的权利。各地没有招商引资任务，都明着歧视商人。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过去的商人，买卖成了，却被认为不仁义，连故乡都没了，下辈子只有异乡。

除了商人，官员过年也难得回来。很多朝代都要求异地做官，作为防止腐败的一种方式，所以要回家得等放假。各个朝代的假日办有不同的规定，从唐朝开始，年假从初一放到初七，当时冬至也放七天，和现在一样，一年两个长假。宋朝过年也放七天，元明清的时候缩成三天了，官员幸福指数明显降低。

虽说是放假了，官员也不是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很多朝代都提倡公职人员要自觉勤于职守，五加二白加黑，甚至雨加晴，工作日加上假日——连轴转。

就算休息，也不要忘了工作。

汉朝时，有人就利用假期在职进修学习，平常太忙，春节充电；还有人体验稼穑生活，下地劳动，不能忘本，锻炼身体顺便吸氧；还有人专业搞科研，比方说东汉的蔡伦、张衡，据说张衡认为除夕是一年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夜，特别适合观察天象，因此，他一生中的除夕都是在观察天象中度过。

和张衡比起来，我们真的很惭愧，人家用钢珠和蟾蜍发明了地动仪，咱们也用钢珠和蟾蜍——玩祖玛。

当然，利用假期学习或者工作只是一种倡导，并不强求。但有时除了倡导之外，还会有硬性规定。比如宋朝，王安石当宰相，深化改革，树新风，过年期间不让大家乱逛，组织纠察人员去酒楼和青楼，专逮官员，禁止大吃大喝，也不能互相宴请，不管是公款消费还是个人掏腰包，一概不允许。王安石本人过年期间还亲自坐车上街转悠，看到那个官员在街上玩，就下去找他谈心，这心谈得让人心碎。

因此，古代官员不能回家过年的不在少数，给朝廷打工，连春节都不得不牺牲。有一年除夕，唐朝诗人高适客居在异乡一个小旅馆里，寒冷干燥的空气中，高适辗转难眠，写诗感叹道：“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

所以，能不能回家过年，还真不是钱和权能办的事。

不过，钱和权倒可以解决一些客观上的问题，比如交通。

为解决春运期间的交通问题，古代政府始终积极想办法：一是尽量不在快过年的时候安排外出公务。二是修路。

要想富，先修路。此标语实为古训。

古代的路主要是水路和陆路。水路最方便，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通，有天时地利才能“轻舟已过万重山”，否则，只能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且，相对于挖运河那么浩荡的国家工程，陆路交通的建设和改善更容易见效。车咱们从黄帝时代就有，所以路一直在修。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给春运提供了更多便捷。

秦朝的路最著名的叫驰道，是当时的国道，六十多米宽，两边全是松树绿化，三十米一棵，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一般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驰道虽是“天子道”，但其实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用用道，三丈宽，别的车和人可在一边走，跟BRT公交车道一样，皇帝走BRT，大家走两边。正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除了驰道，秦朝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有高铁的意思。硬木为轨，下垫枕木，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超快，还不用担心停电。

过年期间，交通费比平常会略高。古今的运营商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运。所以，为防止运营商乱要价，政府会制定统一价格。比如《唐六典》记载，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是900文；每驮l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而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唐开元年间，九品官一月工资为3817文，日收入约127文，春节回趟家，路费加上花销，也就是一个月工资就能打住。

每当我春节回到老家那个小县城，发现出租车的价格统一乘了二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怀念唐朝。

唐朝贞观六年的春节，春运路上，还发生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有一批死囚回家过年。

那一年赶上贞观之治，天下太平，物丰民安，社会和谐，李世民心情也不错，过年前就到监狱里面视察，这一年全国有近四百名死刑犯，都关在长安城外的大理寺监狱。李世民进入一个个牢房，挨个询问死囚，让他们谈思想谈认识。大家都说犯了死罪，死有余辜，不冤枉。认罪态度良好，认为对他们的量刑也很公平。李世民就跟这些死囚说，我跟你们立一个君子之约，现在是冬天，放你们回去过春节，和家人好好团聚团聚，来年秋收之后，你们干完农活，咱们再在这里集合。四百死囚呢，个个感激涕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第二年的秋后，这些死囚全都回来了，一个都没有少。唐太宗高兴之下，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这样的事历史上就发生过一次，《资治通鉴》上有记载，由于历史到了李世民那里，被他改过，所以真实程度值得怀疑。

其实，古代那些在外工作的人，春节回家团聚的机会并不比死刑犯多多少。正所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首《人日思归》的作者隋代诗人薛道衡，都到正月初七了，还没能回家过年，除了写诗，而能做些什么呢？

春运这件事上，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太监——明代著名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郑先生前后七次奉使“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一生中有二十四个除夕是在海上或异国他乡度过的。我甚至不敢想，在那二十四个众人合家欢聚的除夕夜，郑和眺望着茫茫大海，心里是什么滋味，要知道，故乡，才是他遗失的根。

他会深情地唱一首《把根留住》吗？

                                                     （九三学社济南市委  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