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那时我七岁。姐姐和我在安徽老家本村的私塾里念书。我姐姐比我大四岁，她的学名叫谷宗琴，我叫谷宗藩。

第二年秋天，我奶奶送我到宿县县城，跟着我父亲。我开始在县立中心小学读书，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插班。读到小学五、六年级时，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我，被安排在最前排，女生赵淑梅是我的同桌。常受华老师提问我，我有时答不上来，很尴尬。我还有两个要好的同学是张品斋和王襟三，都比我大两岁。小学毕业后，我们还经常来往，张品斋家开布庄，他去上海、北平、天津进货时，曾帮助过我和姐姐。王襟三是书法、国画的天才，他送我的国画老鹰和篆体条幅，我保存至今。

那时我父亲和继母在县城东关开药店。我小学毕业是1937年6月，很快日本鬼子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战军队也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两年后，宿县县城频遭日本飞机轰炸，父亲带着我和全家回老家大谷村避难。此时我姐姐已经出嫁了，嫁到宿县县城的富户汪家。1939年秋宿县县城沦陷，我去看望姐姐，才知道姐夫在逃难时遇到一队日本步兵，被日本兵拽走了，至今没有音信。汪家大娘把我姐姐当成自己的闺女，并起名汪慎清（我姐夫叫汪慎言），并送她到福音堂办的妇女学习班学习。那时候很多青年才俊，有的去了大后方解放区上学，有的就在沦陷区读书。汪家兄弟汪慎修、汪慎德都在蚌埠沦陷区崇正中学天主教会办的私立中学学习，我姐姐资助我学费也让我去蚌埠上学，和两位兄弟在一起能相互照应。

1940年7月，我就读崇正中学初中一年级。1943年6月初中毕业前夕，蚌埠市教育局举行全市中学生会考，我考取第一名。我的名字在市政府广告栏公示一个多月，也算是给崇正中学争了光。

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被录取。1943年秋，我来到金陵中学读高一。那是战火纷飞、风云激荡的年代，我曾在南京鼓楼大街看到汪伪政权的车队遭到市民的鄙视的眼神。后因水土不服，经济拮据，读完第一学期，我就辍学了。我回到蚌埠崇正中学时，邂逅了教我们语文的张老师，他在安徽凤阳县小学当校长，来蚌埠招老师，看到我很高兴，叮嘱我过年后去找他，我答应了。

年关将近，我回老家宿县过年，顺便去看望姐姐。姐夫还没有音信，她婆婆准备送她去上海读书，同行的还有她在福音堂的同学张淑贞。姐姐见到我，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我把姐姐的话铭记在心。

1944年2月到5月，我到凤阳县小学当了几个月的老师，又回到蚌埠崇正中学请求插班读高中二年级。因是老校友，管教学的周神父知道我的学习水平，我比较顺利地插班了。日本人投降后，我在崇正中学组织了宿县学生同乡会。我是男校负责人，张勤已是女校负责人，在蚌埠经商的宿县老乡资助我们创办“符离集特刊”，共出版两期，号召保卫和平、反对内战。

1946年6月,我高中毕业前夕上海震旦医学院和北平辅仁大学来蚌埠招生，考场就设在崇正中学。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先后报名应考。同年8月，我接到了上海震旦医学院口腔系和北平辅仁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决心上大学，就携带家里凑的十几元路费离开了家乡出外求学，趁姐姐还在上海学习，我就南下上海震旦医学院报到。从榜上看到我是口腔系第一名。可是学费和住宿费需要40美金，我读不起。于是先找小旅馆住下，常去医学院的课堂上旁听。后来打听北平辅仁大学可申请勤工俭学免学费，而且生活费便宜，我就决定选择去北平辅仁大学。得到姐姐的同意，并赞助我十几块银元。当时铁路不通，必须坐海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去北平。我天天去轮船码头打探消息。得知西南联大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从上海乘船去北平复校，已走了一批，可能还有第二批。一直等到九月下旬的一天，轮船码头上已经全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队伍。每个人胸前都别着红布条标记。我告别了姐姐，也弄了一红布条别在胸前，混在联大的学生中上船。联大学生按班级进入船舱，我不能再混进去了，只好躲在舱外夹板上的大汽车底下。开船后，因为晕船，我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两夜，终于熬到了秦皇岛码头。后又随联大学生队伍坐火车去北平。联大学生排队上车时，我溜到火车的另一侧，拽住火车的门把手，脚踩着门边。火车开动了，风非常大，我拼命靠在车门上，好不容易地挺到了天津。南大的学生下车了，我才浑身发软地溜进了车厢。车到北平已近中午了，下车后我直奔辅仁大学报到。在教务处门前，我看到已有五六个学生排队，就站在最后。此时已到中午12点多了，从屋里出来一个神父，看了几眼又进去了，直到我最后报上名，并申请勤工俭学免学费办完手续后，他才下班。过后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办理勤工俭学，我真的很幸运。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辅仁大学男生宿舍四层楼房，每房间4个人，每人有衣橱、书桌、单人床，住宿费比较高。因没缴住宿费，我先在附近出租屋住下。生物系开课近一个月了，讲生物学概论的是德国神父马狄由斯，讲化学的神父叫卜乐天，都用英语讲课，其他科目中国老师多是兼职。第一学年结束，我的生物学成绩E，不及格，化学成绩D，刚好60分。其他课程也不理想。带来的钱快花完了，家乡不通音信。同学们之间混熟了，我就在男生宿舍内打游击，哪里有空床就住那里。第二学年开始，我一方面在图书馆做整理卡片的工作，一方面做家教。一个国民党军官家庭，只有军官妻子周太太和两个孩子在北平，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我给两个孩子补习初中物理、化学。我的家教酬金是每月一袋面粉。有了面粉，就可以在学校食堂入伙了。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略有长进。这时我姐姐从上海来北平找工作。她毕业于上海助产士学校。我安排她在我家教的周太太家住下，顺便帮助周太太料理家务，她们相处很好。此外我托老师帮忙找工作。 

1947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我们也打着反内战、反饥饿的横幅标语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第二学年课程即将结束时，风传解放军要解放北平，有的学生害怕了动揺了，我的安徽老乡弃学而去，我留下来了。

学校正常上课。学校的学生会组织进行调整，我当了福利部部长，生物系学生会主席。我们生物系同学在庆王府女生宿舍礼堂经常组织晚会和舞会。这时，教我们外文的刘老师给我姐姐找到了工作。后来了解，是在北平郊区驻农村的解放军防疫大队工作。

1948年冬，有一天早晨刚起床，有人说“八路军把北平城围住了”，大家都诧异而不惊，正常上课。有时听到远处枪声，解放军围而不打，正在争取和平解放。市区内粮食匮乏，学校食堂开始吃黄窝头而后吃黑窝头，我临危受命负责管理食堂，维持秩序。此时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都乘飞机逃走，我的要好老乡蒋素华是社会系学生，本来留下来不走了，但在北平围城的时候，他跟国民党军官乘飞机去了台湾。蒋介石下令动员我们的校长，资深历史学专家陈垣，去台湾。陈校长拒绝去台湾，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令人敬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德胜门进城，市民夹道欢迎。陈垣校长号召我们欢迎解放军。我负责组织同学们打着横幅标语到新街口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此后解放军文工团来学校礼堂演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歌唱家郭兰英还来演唱陕北民歌和跳秧歌舞。气氛热烈，场场爆满。我是学生会福利部长，负责在礼堂门前检票并维持秩序，这样一直演出2个多月。五一劳动节我们参加修长安街，辅仁大学安排在王府井路口段，我们微笑着担土修路，兴高采烈的样子，吸引了记者给我们拍相。

北平和平解放，让我的学习和生活有了保障，学习兴趣越发高涨。第三学年结束，各科成绩多是B，学业大有进步。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们早就接到参加群众游行的通知，兴奋地制作好了各色旗子和标语。当天凌晨，我们集合队伍，每人举着旗子，拿着发给每人一包饼干，兴高采烈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一路上欢声笑语，人很多。到达指定的学校方阵时，清华、燕京、师大、北大的学生早已到达。我们按指定位置站好，耐心等待庄严时刻到来。到了中午，广场上人山人海，形成了欢乐的海洋。下午3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在鸦雀无声中，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许多同学都流出了热泪。阅兵式开始，随着群众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时，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我们激动万分，跳啊，叫啊，手都拍麻了。回到学校已是傍晚。

“新中国成立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毕业后做一个建设新中国有用之才。”我那时信誓旦旦。

1950年，第四学年快要结束了，我一方面上课，一方面准备毕业论文。我选的导师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资深专家冯兰洲教授。我的论文题目《日本血吸虫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我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在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论文全用英文写作。论文写成后，冯教授给出的论文成绩是B+。论文原稿收存在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里。冯教授同时给我1份申请研究生的表格，让我填写，表内需要有三位教授推荐并要写出评语。临毕业时，我接到协和医学院研究生录取通知。因学费、住宿费都需要美金，我上不起。此时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来北平招助教，那时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美称，冯教授建议我去那里工作。我就报了名。

1950年6月，我拿到了北京辅仁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士学位证书，戴上学士帽照集体像（只有毕业证书保存至今）。告别北平4年大学生活，告别北京辅仁大学的老师、同学们，我于1950年8月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报到，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教书生涯。

我姐姐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防疫大队解散，被分配到河北唐山钢厂医院做了一名产科医生。  

                                                    (九三学社潍坊市委  谷宗藩)

作者简介：

谷宗藩，1924年出生，安徽宿县人，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原潍坊市政协副主席，潍坊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原主任、教授，九三学社潍坊市委会第一届、第二届主委。此文是谷宗藩90岁时凭回忆书写，以此纪念他的求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