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两弹一星”功勋九三人邓稼先

    每次给学生讲授完《邓稼先》一课时，我轻轻地合上书页，眼前就浮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象，干涸的罗布泊上密布着一层又一层的脚印，一个坚毅的身影被北风越吹越长。塞外的月亮，格外的明，格外的圆，格外的寒，邓稼先的事迹，就随着那轮明月流传不衰！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脆弱的襁褓外有许多虎视眈眈的猛兽，它急需有力的武器来威慑这些野兽！

“年轻的博士”——邓稼先，看到自己的祖国迫在眉睫的危机，谢绝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放弃荣华富贵，只身奔进大漠黄沙之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一入大漠，只待马革裹尸还！”邓稼先的核试验就这样开始了。

戈壁沙滩上，除有骆驼刺等少数耐寒的植物外，就难以发现绿色，况且，冬夏温差大，昼夜温差也大。他忍受着，夏的烈日灼烧，冬的寒风刺骨，风沙肆掠，蚊虫噬咬，只为能早日为祖国制造出“大炮仗”。临行前，他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许德珩长女许鹿希回忆说：“因为那个工作是非常保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因此，我父母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此时，我们才得知邓稼先，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1956年经岳父许德珩介绍加入九三学社，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严格的保密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以后家里的事，全托付给你了，我的生命全部献给未来的事业！”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就这样，1958年以后，邓稼先神秘地“消失”了。

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上，邓稼先冒着严寒酷暑，风餐露宿，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单身汉生活。

终于在1964年十月，在黄沙枯草的陪伴下，随着大漠深处的一声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上天空，粒粒黄沙把这一喜讯传向祖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有了第一颗氢弹，相继有了原子弹。让那些欲食祖国的野兽不得不退却……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譬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又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到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的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发射性物质。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1986年7月29日，是一个令人无比悲痛的日子，邓稼先，这位中华精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党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的付出，他的心血，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的付出，他的心血，他的劳动，甚至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每次轻轻合上书页，走出课堂，我的眼前仿佛就是：茫茫千里戈壁沙滩，干涸的罗布泊，从岸边砂砾的缝隙里流出的水形成了大滴的水珠，就像人一直在流泪一样。我当然清楚这是石头而不是人，石头是没有感情的。但即便如此，当我亲眼看见石头像人一样悲伤地流泪时，我还是不由得同情起石头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如同罗布泊岸边的一块石头，永远为邓稼先流泪的石头，直到泪腺干涸……

                                         （九三学社济宁邹城小组  屈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