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九三学社，大概是人以群分的缘故。

1951年之前，山东大学是实行校务委员会制，到这年夏季改为校长制。当时学校主任委员是华岗，副主任委员是童第周和陆侃如。改制后华岗任校长，童和陆任副校长。童是“民盟”盟员，陆是九三学社社员。山大文学院也实行院务委员会制，召开会议时，陆到会参加；那时我是院务委员。

1951年，文学院设有三个系：历史系、中文系和外文系。1953年，历史系八大教授中有四人是九三学社社员，他们是陈同燮、郑鹤声、张维华和童书业；杨向奎和黄云眉两人是“民盟”盟员。中文系教授除陆侃如外，还有其夫人冯沅君、高亨、殷孟伦、殷焕先和关德栋，都是“九三”社员。“民盟”盟员有高兰、萧涤非和黄公渚等教授。当时是教员名义的蒋维崧和周迟明、副教授赵省之也是“九三”社员。外文系人少，黄嘉德和梁希彦两位教授是“民盟”盟员；乔裕昌教授是“九三”社员。副教授张键和金诗伯以及讲员曾宪溥都是“民盟”盟员。（教员或讲员都不是大学教师的正式职称，而是过渡性的称谓，因为他们刚进大学门，年纪已不轻，一时不好确定职称；这种称谓，在工资上，相当于老讲师。）这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系主任的都是“民盟”盟员，如历史系系主任是“民盟”的杨向奎；中文系系主任，是“民盟”的高兰和萧涤非先后任系主任；外文系系主任先是梁希彦，后是黄嘉德，都是“民盟”盟员。“九三”社员多为副职，如陆侃如是副校长，童书业是历史系副主任，殷焕先是中文系的副主任。“民盟”的偏于教学行政，“九三”的偏于教学。吴富恒抗战胜利前在昆明时，就加入了“民盟”。他1951年来山大后，为外文系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在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度时，例如1950年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发布通告，署名的单位除学校办公室外，还有校教育工会，校团委，校妇联，校学生会等等，其中就有山大“民盟”小组。校务委员会组成中有教师、学生代表等等，大概是学习政协的组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只有“民盟”和“九三”两个民主党派组织。“民革”成员有三人：外文系教授赵太侔、中文系副教授赵省之和数学系副教授武麦缨。赵太侔解放前和1937年抗日战争前两任山大校长，1949年后到外文系任教授，保持“民革”独立身分。赵省之和武麦缨都转入“九三”。我在文学院院务会议上接触和结识了多位教授，其中主要是九三学社的教授。

1951年，历史系系主任杨向奎，征得华岗校长同意，筹办了《文史哲》杂志社。这是一份同仁刊物，请华校长出任社长，陆侃如任副社长，杨向奎承担执行编辑的任务，现在可以叫做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负责杂志全面的工作，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到时候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文史哲》有时收到译稿，我当时负责译稿的审改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来时，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陆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我是最年轻的，常发言，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此后，1958年10月3日，这份同仁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就改变了性质，成为学校主管的刊物。

陆侃如1953年担任九三学社青岛小组组长，1954年任九三青岛分社筹备委员会主委，1955年任青岛分社主委。1953年成立了九三学社小组之后，小组创始人之一殷焕先教授，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主要研究汉语音韵学，约我参加他们对汉语英语俄语语音的对比研究活动．他也是《文史哲》杂志的编委，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殷孟伦教授他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汉语语言学专家，通过高教部借调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工作，住在教工宿舍建设村，与我是邻居。他订了一份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俄语学刊《语言学问题》，这份杂志在当时是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刊物，请我先看，然后给他介绍一下重点文章的内容。这样，来往就很密切了。也是在1953年，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陈同燮教授和李威周，找我为中学老师解决世界史教学中在地名上遇到的困难，因为每本书上都不一样。我把他们列出的地名，对照俄文一一改过，交给李威周整理成文，交给《文史哲》发表了。陈老教授也参加文史哲杂志的编辑工作，是九三学社社员。我喜欢研究俄 语语言学、语法学和翻译学，愿意跟中文系的老先生交往。这些老先生都欢迎我加入九三学社，1955年，我填写了加入九三学社的申请表；可是在四月份就开始了全国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着就转入了机关肃清反革命运动，民主党派的发展工作暂时停止。到1955年10月，党派发展工作解冻，分社报“九三”中央审批。1955年11月，我参加了九三学社青岛分社在中山路一号中苏友好协会楼上举行的成立大会。当年入社须经社中央批准，而地方组织同意接纳，就可以参加活动，但还不是“九三”社员。直到1956年2月初才接到社中央书面通知，已批准我为九三学社社员。

从加入“九三”到如今，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前二十年不断有风雨，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风平浪静，阳光普照，可以说是沐浴在和煦春风之中，心情舒畅。在九三学社组织内，我当过小组长，山东大学支社秘书，山东大学支社副主委，济南市九三学社委员、常委 、副主委、名誉副主委，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委员、社省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凡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尽自己所能努力去完成，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五十多年前，我对九三学社的认识还很肤浅。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辞：“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即共同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在9月27日，大家一致同意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一切进步人士共同流血奋斗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今后在新政府中只起个领头作用，具体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办。”当时认识到，九三学社是进步人士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组织，是参加筹备新政协并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和进步组织，在解放初期是很有影响力的，是很高大的形象。能够参加这样的进步组织，还能和这麽多有学问的教授成为同志，当然十分高兴。既然参加了“九三”，就应当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关心他的现在和未来，尽自己绵薄之力支持他的发展。多年来，我尽力搜集有关九三学社的资料，认真阅读，努力学习。“九三”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努力去完成。例如，四十多年前，我担任小组长，  后来又担任山大支社秘书时，一个宿舍一千多户人家，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放在宿舍传达室，没有可能像现在这样方便打打电话，社员家也没有电话，所以通知社员开会或发社讯和社刊时，四五十家社员，我就爬三楼四楼，上上下下几十次，挨家挨户跑，不怕苦累，通知到社员；社讯　、社刊送到社员家。在我担任九三济南市委副主委时，组织上让我代表市“九三”，在济南市政协全委会上作大会发言，我接受这个任务，必定努力学习，认真写好发言稿，连续六年，没有间断。加入“九三”，不像入党，没有入党那样的宣誓仪式和誓词，但是，我们入社的新社员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九三学社有发展，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盛有所贡献。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母校，谁不希望自己的母校永远屹立在原地，不断有发展呢？到你年老时，去老校址看看你的母校，找到当年学习、活动的场所，回想当年的情景，勾起美好的回忆。如果你的母校没了，你能不难过吗？

我们对“九三”也抱有跟这同样的希望，希望“九三”不断有所发展。我已经年逾八旬，本着老骥伏枥的精神，只要“九三”组织上叫我办的事情，我一定尽心竭力努力地工作，争取圆满地完成任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相识、相交往、常相聚的“九三”故友，如今安在？回顾往事，不胜感慨。细细数来，已不仅是诗人杜甫惊呼的“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前文提到的几位老“九三”，已经不是半为鬼，而是全部早已驾鹤西去，成为古人了。当年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会讲话，他说，九三学社不是一般的民主党派，而是拿笔杆子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是拿枪杆子的。一文一武，相互配合。希望九三学社在培养人才和科学建国方面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讲话的大意如此）我们应当努力争取，以告慰仙逝的前辈，不辜负先人的期望！

（作者赵洪太，原山东大学外国语教授，2009年3月9日作此文于休斯顿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