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对孩子读书格外看重，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很多人读到硕士、博士，知识应该是十分丰富了，但在这个求学过程中，读的是“有字之书”，还有一种是课堂之外的知识，是向群众、向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学习，称之为“无字之书”。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嗜书如命，他对《资治通鉴》读过17遍之多，而且做了大量批注；他和刘少奇讨论《红楼梦》时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甚至对身边人说过，《红楼梦》至少读过三遍才有发言权。但同时，也应该知道毛泽东早年曾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毛泽东不但如此说，而且身体力行之。1917年他同萧子升、萧蔚然一行三人历时一个多月，徒步近千里，走访了湖南五个县，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各处风俗人情，写下了许多“游学”笔记，人们称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毛泽东是调查研究大师，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论十大关系》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经典文献，而且他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

 现代名作家沈从文是湘西凤凰人，年轻时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从军的复杂经历、求学的艰辛过程，都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他在《从文自传》中写他早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正因为他对社会生活这本“大书”读得如此之好，他才能创作出《边城》《湘行散记》等不朽作品，用如花妙笔描绘塑造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生活画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凭着这些出众的作品，他先后被聘任到国立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教，甚至于1987年、1988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很重视读“无字之书”，司马迁曾“耕牧河山之阳，”并且“二十而南游江淮”，归后又奉命出使各地，侍从汉武帝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的史学功底，使他写就一部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最近看到中国史学研究会会长张大可的文章说，还可以补充两句话：“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他还引用国学大师陈垣的话说：“高等院校文史两系不读《史记》的学生是不合格的大学生。”由此可見《史记》的地位。清朝著名学者顾炎武游学二十余年，所到之处，无不寻求，对证史书，查漏补缺，校正谬误，写成名篇《日知录》，开一代求实学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出自他口。

 读“无字之书”，不唯中国人为然，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堪称典型，他出身贫困，早年失父丧母，被迫流浪“人间”，底层社会成了他真正的大学。正是这所“无字之书”的大学造就了他，创作出《海燕》《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作品，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相反，历史上也有不少人闭门求学，博览群书，虽皓首穷经而无所成就。也许鉴于此，宋朝著名诗人陆游告诫子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从曲折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人生体验。

当年，不到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高原当知青，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一干就是7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他什么活儿都干，什么苦都吃，同老乡们甘苦与共。正是这段苦读“无字之书”的经历，为习近平后来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和北大学生座谈时语重心长的希望大学生：“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面向实际、深入实践，严谨务实、苦干实干，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

综上所述，我们在加强“有字之书”学习的同时，还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深入到基层，到工农群众中去学习，苦读“无字之书”，提高综合素质，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职责。（九三学社德州市委秘书长、德州市政协常委、德城区政协副主席  戴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