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人因而欢欣鼓舞。然而，局势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趋于平静，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专政独裁，共产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彼时，争和平、反内战成为社会主潮，但中国到底该何去何从成为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难题。本文对1946年众人对“五四”的言说进行梳理，分析彼时人们的期望与困惑。

关键词：期望 困惑 1946年 “五四”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其爱国精神以及对“德先生”、“赛先生”的重视泽被深远。然而，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阐释并非百喙如一、一成不变，而是因立场、时代等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国家迎来和平，民众期待安定的新生活，知识精英展开新国家的愿景。人们对“五四”铭诸肺腑，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创作出不少饱含深情的作品。如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的《五四纪念歌》“五四是我们中国的青年节，纪念五四，发扬五四救国的作风，继承五四革命的传统。新中国的青年，准备好在今天，高举我们的义旗，检阅我们的阵容。写了和平民主，写了自由幸福，加紧我们的工作，奋起前进，前进！”[1]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自1939年开始将“五四”定为青年节。而1944年国民党将三月二十九日，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将五月四日定为文艺节，一则是为了避免与共产党重复，再者亦是考虑到“五四”的革命影响，暗含以“文艺”削弱其政治性的意味。

“五四”当然对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并非“文艺”二字就能概括的。彼时追求和平与安定的各界无不以反内战、求民主为追求。文艺界如郑振铎《迎文艺节》强调文艺节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号召文艺作家为民主运动而奋斗[2]。茅盾强调五四作为“思想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是“中间大两头小”结构，工农大众是担任完成科学与民主的任务“先锋部队和主力”[3]。政治界如九三座谈会在1946年5月4日改建为九三学社。许德珩、梁希等先贤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而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亦显示出其与“五四”精神的密切联系：“‘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4]而中共于当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占人民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的重视，亦有利于国家走向民主化道路。

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民主不得到保障，则科学无法顺利的得到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时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纷纷将民主放在基础、首要的地位。郭沫若认为科学的中国化是以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同时指出“人民是力量的源泉”。[5]另一位著名作家许杰也在《五四精神与学生运动》谈到“在中国的今日，我们的政治主流是民主运动，我们积极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因而我们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同时，我们要促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建设大道，因而要先有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而后再到科学化的建设。”[6]只是，追求民主之路在反动派的干扰下亦是举步维艰。

当时内战端倪已现，敏锐的人后存有隐忧。抗日战争胜利，但安宁仍未降临，内部矛盾冲突凸显。彼时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人心思安，但国民党和平建国的面具背后却是怀着独裁内战的心思。诸如1945年12月1日 “一二·一”昆明惨案，1946年2月10日 重庆较场口惨案，2月22日"二·二二反苏反共大游行"，3月南通惨案，凡此种种，皆是内战的预兆。

而在五四当日，广州“五四”事件更是震惊全国。《大公报》1946年5月6日发布《广州五四一幕武剧——华商报及正报分社等被捣毁》一文简述事件，而由周建人主编的《消息》报上发表的高天所作《今年“五四”狗咬人》笔锋尖锐，讽刺当局的不作为与特务横行的乌烟瘴气的局面。不仅如此，其他城市的“五四”纪念亦是波谲云诡，暗流涌动。路星《“五四”在上海》“在上海，也同别的地方一样，有双包案发生——有真庆祝，也有假庆祝。”[7]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上海）》上发表了《“五四”在北平》“五四的精神在经过敌伪高压八年的古城里没有遗留下一点来。”“文艺工作者只有笔和口，没有石头和木棍。这年头没有力气的敬业不能开完会举行几个游艺节目，来表示一下心里的庆祝和高兴。所以说文艺不能和政治分开，文艺工作者经过这一教训，当更有更深确的认识”[8]当时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的不自由可见一斑。

 “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以及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方向的象征，成为众人言说的主题。同时，对“五四”的不同阐释，也是众多党派阵营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表现。在彼时变乱时局之下，对“民主”的阐释尤为重要。“民主”的性质并非始终如一，如周予同说“在五四时所提出的民主口号是资本主义性的，现在已变为社会主义性的了”。[9]

中国共产党方面，《纪念五四专辑：毛泽东论“五四”（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与领导地位，“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他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对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0]谈及鲁迅在中华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夏征农指出《把民主的大旗插到全国去：纪念五四》“民主的中国，还只能在一部分地区实现——共产党所在的地区”[11]何干之《五四运动及其发展》 称赞毛泽东办《湘江评论》，并且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五四运动中最正确的方向。”[12]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批判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声称“这些学说和争论，不仅不切合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13]郑学稼《论新五四运动：“五四”第二十七周年纪念而作》则强调“统一”、“民主”，“新五四运动，必然地完成那一运动。对内彻底消灭割据的军阀”，“掌固统一的民主的中央政府。”[14]这里强调的“统一”实则是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将“二·二 二”事件称之为“新五四运动”，而这一运动实际上反苏反共运动，其心思昭然若揭。再者，著名的《申报》在国民党控制下,发表社论《发扬五四精神！》：“我们要从狭隘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民主义的文化。必如此，才能继续发扬光大五四运动的精神。”[15]结合1946年5月6日储景良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周报》发表的《“五四”运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难发现国民党不断强调三民主义、强调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作用，实则强调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延续性。

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中的先锋。那教育界的状况又是怎样呢？以曾在“五四”扛大旗的傅斯年为例，1946年5月6日，《大公报》上发表《傅斯年谈复校》“惟今日学生水准大够，为未来人才，甚望能够安静读书，专心研究学问。惟学问绝对自由，不愿学生生成为政治斗争之工具。”[16]这与傅氏倡导学术自由有关，也体现对学生运动的“去政治化”的倾向。时隔月余，《申报》上发表《傅斯年对记者谈 恢复当年的北大 似乎充满了信心： 当年的五四运动是反对卖国的北洋政府 现在的学生难道反对抗战八年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周然不尽如人意，可是这空间是抗战八年的政府，学生有所要求是可以的，但不要逾矩”，傅斯年认识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不无不满，但是仍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实际上，学生运动是受到打压的，国民党顾忌青年学生的力量，学生活动不自由，“民主的堡垒被特务搅得一团糟”[17]，校园里人心惶惶，社会上民怨沸腾。鱼烂取亡，国民党后来的失败由此时便可睹微知著了。

此外，除了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方向的政党外，亦有利用“五四”为中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人发声。黄力的《论五四及中国革命之歧途》一文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认为在五四运动中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其总的也是根本的答复，也便是革命领导的合理回归，回归到真正应该掌握这个领导权的中产阶级手里来。”[18]只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大局势下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综观1946年的“五四”言说，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众人对未来存有期望，也难免困惑。各党派阵营的各异的言说也使得“五四”的政治意味更显突出，共产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地位，国民党强调三民主义与“统一”企图获得独裁地位，而历史的终局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最终胜利，并继承与弘扬“五四”精神，使其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 杨慧，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祝晓兵，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冯文彬（作词），呂驥（作曲）：《五四纪念歌》，《生活周报》，1946年5月8日。

[2] 郑振铎：《迎文艺节》，《文艺复兴》第1卷第4期，1946年5月1日。

[3] 韩北屏：《茅盾先生谈“五四”》，《益世报》副刊，第48号，1946年5月4日。

[4] 陈竹筠 陈起城编选：《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92-493页。原载于《新华日报》1956年5月6日。

[5] 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天下文萃》，第1卷 第5期，1946 年5月4日。

[6] 许杰：《五四精神与学生运动》，《中国建设(上海1945)》，第2卷 第2期，1946年5月1日。

[7] 路星：《五四在“上海”》，《学生报（昆明）》，第16期，1946 年5月19日。

[8] 伊仲羊：《“五四”在北平》，《民主（上海），第30期，1946 年5月11日。

[9] K.T：《两种民主》，《新旗》第1期，1946 年6月1日。

[10] 毛泽东：《纪念五四专辑：毛泽东论“五四”（新民主主义论）》，《中坚》，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

[11] 夏征农：《把民主的大旗插到全国去：纪念五四》，《生活（苏中）》， 第5期，1946年5月10日。

[12] 何干之：《五四运动及其发展》，《北方文化》，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

[13] 蒋介石：《纪念五四专辑：蒋主席论五四》，《中坚》，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

[14] 郑学稼：《论新五四运动：“五四”第二十七周年纪念而作》，创刊号，1946年5月10日。

[15] 参见社论《发扬五四精神！》，《申报》，1946年5月4日。

[16] 傅斯年：《傅斯年谈北大复校》，《大公报》，1946年5月6日。

[17] 鲁声涛作词、赵望衡作曲：《学生运动歌（五四纪念歌）》，《新音乐》，第1卷2期，1946年4月10日。

[18] 黄力：《论五四及中国革命之歧途》，《中坚》，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