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沙尘暴、污浊的空气、浒苔事件、暴雪洪涝灾害和重大环境事件的频繁发生，让政府不得不正视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转型是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我们迫切地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文明能够再生，环境生态价值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秩序能够重构。

一、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复杂化、普遍化和恶化

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在３０年内，几乎同时出现。河黑臭缺氧为代表的第一代水污染，以及重金属、有毒化学品为代表的第二代水污染，营养元素超量为代表的第三代水污染，在中国高速发展工业的压力下，三代污染同时出现，交织在一起，使环境问题呈现复杂化。

我国境内的七大水系，没有一条是没有被污染，以黄河流域为例，２０１０年总体为中度污染。４４个国控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６８．２％、４．５％、６．８％和２０．５％。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有机物、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汞、镉、铅、砷等。中国没有那个城市没有污水河，工业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时向市区内的河道倾倒，使城市河道成为城市的下水道，水环境污染呈现普遍化。

本世纪６０年代前，我国海域内很少出现赤潮。近年来，赤潮不仅次数频繁，面积扩大，而且时间拉长。以１９９８年为例，共计发生赤潮２２次。青岛的浒苔绿潮事件，从２００７年首次出现以来，２００８实际浒苔覆盖面积约为４００平方公里，年影响面积约为１．３万平方公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分别持续发生，覆盖面积不断扩大，２０１１年覆盖面积约４１０平方公里，分布面积约１４７００平方公里。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环境形势严峻，管理难度加大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的。我国的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ＧＤＰ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４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１０多倍。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大致为５．５％—９．８％，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２０２０年全国人口到十四点六亿，经济总量将翻两番，按照目前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及污染控制的水平，中国的污染负荷要比现在增加五到六倍，要维持现有的环境状况，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化学物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大量化学物质被应用到医药、食品添加剂、农药、塑料、化妆品等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给人类带来了噩梦。铅、水银、ＰＣＢ、ＤＤＴ、二噁英等有毒有害物质，或因人类无序地利用，或因人类的无知，给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污染。随着各种化学物质的不断出现，人类面临的环境风险前所未有。

我国目前仍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污染隐患多，一些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越来越高。有关调查显示，在全国７５５５个被调查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８１％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４５％为重大风险源。

此外，我国传统的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很大，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传统的污染物得不到有效治理，超过我国的环境容量，致使一些地区环境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批农民将要转移到城镇来生活，对环保设施需求增加的压力加大。一些新的环境问题也在不断产生，特别是危险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电子垃圾等。我国水和大气的环境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土壤的污染问题现在又开始显现。

三、重建生态环境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年适逢“十一五”与“十二五”的交汇点，在对过去成就的回顾和对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规划中，社会转型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全社会都期待我们国家能够借鉴其他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环境保护的经验，寻找出符合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符合经济发展的进程，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数字化环境管理，为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对反应环境状况的各项指标能够清晰，准确，实时。为其如此，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管理，提高技术和管理的效率。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最大缺陷是历史数据不完整，现实数据不全面，对未来的研判没有依据，更没有规律可循。在美国环境数据的收集和数据库建立是立法的。对一个环境问题可以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历史的追踪，对未来可以提出精准的预期。利用信息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传感技术和卫星遥感技术，建立起立体的数据采集，收集，汇总和管理系统，进行实时监控，调控和管理。

完善环境管理机构，提高管理的统筹协调力度。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而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只注意对新机构的授权，不注意对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的撤销，存在某些环境管理机构重复设置的现象。１９９８年的机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环境管理机构重复设置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在自然保护方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置有专门的自然保护司，国家林业局也设置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其实，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仅是自然保护的一个方面。在特殊环境区域的保护方面，就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功能保护区等不同名称，而不同的名称，就要设置不同的机构加以管理。这种机构的重复设置必然造成职能的交叉和重叠。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１３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这一属地管理规定和原则的核心是强化地区政府的管制责任，以政府的行政方式直接进行流域水污染治理。各行政区只能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范围巨大，结构复杂的流域水污染实行“分治”，由此产生不同行政区域分割管理模式，使得责权交叉过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极不利于我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综合利用。

完善环境保护法。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３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１９８２年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重比例失调，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些都是我国环境法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调整设定了一系列制度，在保护环境特别是控制污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存在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缺乏对环境资源的市场机制的构建，存在自身法律规定不完善和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影响了《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效果，其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削弱。比如：中国自２００１年正式成为ＷＴＯ成员后，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８０％出口亚洲，这其中又有９０％进入中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场。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没相关规定来约束“洋垃圾”的侵入。

如果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系统自组织理论是普适的理论，那么希望我们能够找到环境平衡的组织基点；如果达尔文进化论仍然主导自然界进化的进程，希望自然能够加快进化的脚步，让人类的进化能够适应环境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这些我们都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只能从自身做起，重建生态文明，重构环境生态秩序。

                      （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社省委副主委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