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的一个上午，著名文学家胡适教授在北京大学监考预科入学考试，这一年的国文试题有两种，其中之一为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考虑到“五四”仅仅过去三周年，因而这道题目在胡适看来非常简单，然而学生们的反应则让他大为诧异。一位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很认真地问“监考老师”胡适，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而这还不是最让人无奈的问题，竟有学生在试卷中言之凿凿地认定，五四运动是一种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i]胡适的这一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遭遇提醒我们，在伟大光明之外，五四运动另有其孤独高蹈的面相。事实上，如何继承其“伟大光明”，同时破解其“孤独高蹈”，这一直是“五四”以来知识精英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作为社史常识，我们知道九三学社发轫于1945年的“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正式成立于1946年5月4日，因为这一天适为“五四”运动二十七周年纪念日，而“‘五四’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递此宣言。”[ii]而学社之所以命名为“九三”，是因为1945年9月3日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确立的抗战胜利日，学社以此特别的时间节点纪念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值得强调的是，“九三”之命名铭记的不仅仅是二战终结、中国胜利的历史事件，其更重要的意义乃是将二战胜利理解为人类社会开启了民主与科学建设的新纪元，而对于“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而言，展开新中国民主与科学之建设，更是“急不可缓之举。”[iii]因而，九三学社的成立乃是对“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继承和发扬，其对二战之后中国与世界图景的想象也是以“五四”精神为底色而展开的。由此，本文所要思考的，正是“五四”精神在1945年前后的历史命运，以及第一代“九三”前贤薪传“五四”精神、发扬“民主与科学”光荣传统的思想历程。
    如所周知，九三学社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和积极分子，其主要发起人许德珩就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五四”宣言起草人。[iv]因而，对于这些“九三”先贤而言，“五四”精神不仅仅是难忘的青春记忆，更是支持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探寻救国济民之路的精神动力。不仅如此，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遗产更凝聚了中国几代知识精英的艰苦努力，这是对现代先进价值理念的承认和学习，也代表了古老中国在面对现代性严峻挑战之际的文化重建。因而，1946年5月4日，当“九三”先贤高举“五四”旗帜，将“五四”精神作为自己政治团体的基本理念之时，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阐释了五四精神，而这也使得“五四”精神在新时代获得新生。
    若要回顾九三学社的成立，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此前一年、1945年的“五四”。这一年的“五四”再一次以不可阻挡历史步伐如约而至，而知识分子也和往年一样再一次拿起笔来纪念“五四”。这种一年一度的纪念似乎已成陈规，但1945年的纪念却因为二战即将胜利而大为不同。正如一位论者所言，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源于“巴黎和会”，而这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在1945年的“五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战”（欧洲战场）已经结束，国人将再一次迎来“欧战”的后果：中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东方主战场，而在即将来临的胜利之后，中国则面临着战后重建的重任。因而，此时的“五四”精神被强调为“民主政治”，它将以其特有的建设性为战后中国提供解决之道，因而它将比1919年的“五四”更加蓬勃、广大、飞扬和持久。[v]
     进而言之，随着二战胜利曙光的临近，知识分子开始想象战后中国的命运和样貌。这种想象不仅有着描画蓝图的未来维度，更有着审视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李哲厚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曾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的现代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而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至少适应于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具体而言，伴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战争阴霾即将散去，而被战争时代的民族救亡重负所压抑的启蒙话语也将再次生长。如果说，军事独裁在战争时期尚可为知识分子接受的话，那么在战后的时代它应该成为历史陈迹，而中国之进步也必须奠基于此。1945年的“五四”，一位青年学生在杂志上控诉，其所在的学校竟然明令禁止学生参加“五四”游行，质询者被学校处以禁闭。    [vi]    比之于一时一事的控诉，著名学者闻一多的“五四感言”显然深刻得多。他追问国人：“战争本应使一个国家更加坚强，中国却愈战愈腐化，这是什么缘故？”而在他看来，随着二战的胜利，中国至少在名义上也将跻身于战胜国“列强”之列，然而中国真正的危机恰在于此，即帝国主义的退却成全了封建主义的扩张，而正是这两者形塑了现代中国二元共生的权力结构。因而，“五四”的历史法则告诉国人，现在到了用民主运动来击溃封建统治的决战阶段，而胜利终将属于为民主而战的人民。[vii]
     除此之外值得说明的是，当下较为常见的社史叙述大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以及此前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视作九三学社的组织基础和宣传场域，相比之下，九三学社的另一位创办人张西曼所主持的与今日九三中央机关刊物同名的杂志《民主与科学》则不大为人所瞩目。事实上，这份1945年元月创刊于重庆的刊物是高扬“五四”精神的另一面旗帜。打开这份杂志的创刊号，我们将看到如下目录：
 
《论稀有元素(译文)》                    英新闻处
《一九四五年为中国的民主胜利年》        张西曼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马寅初
《苏联科学与战争(译文)》                陶大镛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
《三十年来我国科学的进展》              卢于道
《野蔷薇含有维他命C》 
《青藏公路试车完成》
《最近出现的几种空中新武器》            陶鲁书
《益母草的研究》                        朱鼐
《中国的工业训练计划(译文)》            丁雨山
《西北两条新公路定期完成》 
《「V-2」能帮助德国胜利吗？》            美新闻处
《小广播》
《森林与建国的关系》                     姚传法
《苏联科学家为抗战胜利的努力》           苏新闻处
《中国西部科学的新苗床》 
《战时生产局成立》
《河池南丹山地第四纪冰川现象述略》       吴燕生
《佛洛伊德理论的限度(译文)》              丁瓒
《纪念蔡元培博士诞辰，李四光教授学术讲演》
《黑光》 
 
    在这一期以及后续的杂志中，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文章几乎各占一半，而其中最具理论深度的文章往往是对科学与民主本质的重新阐发。正如该刊“发刊词”所述，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民主’与‘科学’两名辞”并非仅仅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它们实际上和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运动有着密切关联，五四运动的功绩在于强调和发扬了这一革命传统，而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立愿作为全国民主和科学战士共同经营的学术园地”。[viii]今天看来，这份极有可能出自张西曼笔下的发刊词对“五四”运动有着全新的理解，表面上，它似乎调低了对五四的评价，而实际上则是把五四所代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放置到了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并赋予“民主与科学”精神深刻的革命内涵，这在更深层次上发扬了五四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张西曼对“民主与科学”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融合了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多重复杂的理论资源。进而言之，早在1944年末，张西曼就预言  1945年将是中国的民主胜利之年，而除了民主之“友邦战胜反民主之法西斯”的战局预测，这一论断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孙中山的训政设计。[ix]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张西曼则细致追溯了“五四”运动中俄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北大组织的“社会研究会”直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x]有关张西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论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此处的简单勾勒旨在说明，在1945年的“五四”，包括张西曼、闻一多在内，众多来自不同知识背景、革命经历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五四”精神的旗帜下。他们有着相近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如何在二战胜利之后，避免内战，团结各方力量，为建设一个百废待兴的“战胜国”而努力。而时隔二十六年，经过了军阀混战、大革命、国共分裂、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练，他们思想中的“五四”精神并非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变得更加开阔成熟，更有现实意义。
    1946年的5月，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关头，像二十七年前的“五四”一样，中国人必须再次面对世界格局大变革的后果。而这一次，以九三先贤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然更加从容。他们薪传“五四”精神，发扬“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 ，进而开始参与世界与中国秩序的重建。回到历史语境，可以研判九三学社的成立并非“九三”人一党一派的决断，而是历史的选择。在笔者修订此文之际，正值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此时距离九三学社成立已六十九年矣。马克思有句名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六十九年前的“九三”先贤们扣住了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问题，而且做出了卓越解答。时至今日，“民主与科学”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伟大的问题，它召唤我们给出自己的解答。
 
作者简介：杨慧，男，辽宁辽阳人，九三学社社员，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中文系研究员。

[i] 参见胡适：《胡适日记》第三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682页。

[ii] 参见《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收入《九三学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iii]  参见《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收入《九三学社》，第4-5页。

[iv] 参见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v] 参见陈学稼：《纪念五四与民主运动》，《大公》1945年第1期。

[vi] 参见寿生：《五四游行不准参加 连说话自由都没有》，《民主周刊》，1945年第1卷第23期。

[vii] 参见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民主周刊》，1945年第1卷第20期。

[viii]《“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发刊词），《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1期。

[ix] 参见张西曼：《1945年为中国民主胜利年》，原载《国讯周刊》1945年元旦号，转载于《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1期。

[x]参见张西曼：《五四运动中的社会相互一运动（述略）——纪念它的二十五周年》，《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