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华鲁恒升集团工程师、九三学社社员朱黎明说：

“买断工龄”、“减员增效”等企业改革措施发生在1998——2003年期间，效益一直不错的某些企业如：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电力等企业，也纷纷裁员，下岗潮一时席卷全国，企业的效益到底提高了多少，实则，效果不佳。反之，下岗使贫困阶层增多，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增加，犯罪率提高。当时的企业改革措施有些欠妥，不适国情、民情。尤其在金融海啸侵袭全球经济之际，如何解决下岗人员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和再就业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下岗历史问题，妥善解决下岗人员生活保障，体现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当时的企业改革措施

（一）、“买断工龄”措施

1、他不能代表劳动者的主观愿望。因为当时的“买断工龄”，看似是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本人是自愿的，并且履行了法律手续。这种做法让人们难以接受，因为协议解除的发起者是企业单方，而不是在双方预先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不能代表劳动者的主观愿望。

2、缺乏法律上的平等。企业提供的是一个未经双方共同商定的格式条款合同，劳动者没有讨价还价、修改、条款内容的权利，事实上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违反了《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3、企业方采取了违法手段。企业为了达到减员的目的，提前做了大量的带有欺诈、胁迫性的舆论误导宣传工作，引诱朴实和善良的劳动者上当，使之在无选择余地、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在协议上签字，严重的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劳动合同）。

（二）“减员增效”措施

1、减员给企业“泄压”，给社会“加压”，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当时效益一直不错的某些企业，如：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电力等企业，也纷纷减员，他们并非是企业后勤的臃肿人员，他们当中有科研人员、劳动模范、伤残军人；还有《劳动法》明确规定的不准裁减的工伤、病残、妇女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人员；还有早年照顾残疾人而招收的聋哑人员。下岗人员的工龄大部分是已超过10年以上。

这些人员下岗后承受着社会压力、家庭压力、自我心理压力。有的家庭因夫妻双方下岗，而陷入困境；有的因大脑严重受挫，而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因丈夫下岗，而妻离子散；还有因生活所迫，而走上了犯罪道路。减员使他们迅速沦落为贫困阶层，为社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

2、“减员增效”措施缺乏科学性。我们把企业比做一艘巨大的客轮在海上航行，船长为了提高航速，采取减负措施，中途将一部分人抛入大海，而不管他的死活，能说这个决策合法合理吗？航速慢的主要原因是：客轮设计的动力性能、自然条件的影响、舵手的驾御技能等因素有关，而并非减些负荷可解决的问题。

把减员作为提升效益的要因，也许其主观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个改革措施是不科学的，企业的效益能否增长主要取决于：决策人的管理水平；能否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能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能否及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等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向管理要效益”，并非减员就增效。减员则必须要依据企业的不同情况而慎行，还要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具备减员的条件后才能实施。

二、“实事求是”，妥善解决下岗人员生活保障问题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和立党立国之本。我们必须审视当年“减员增效”、“工龄买断”等企业改革措施的合理合法性，纵观新中国60年曲折发展历程，我们党之所以发展壮大，经济蒸蒸日上，就是积极正视和纠正走过的弯路。“民生问题大于天”，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将下岗人员安置好。建议如下：

1、企业仍依存，并且效益较好，让下岗人员复工。下岗人员没有大本钱投资创业，小本生意，很快被大商家吃掉，成功者甚少。只有靠打工生存，养家糊口，还要自己承担巨额社会保障金，生活十分艰难。下岗工人原工作单位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有的虽然合并或改制，但是仍存在，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让这部分人员重新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

2、让其他企业安置一部分下岗职工。下岗职工的原企业，虽已破产或面临破产，也无力再恢复原下岗人员的工作，国家制定政策，让其他效益较好的企业，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接受一部分下岗人员就业。

3、适当降低社保金缴费比例。当地政府不能安置的人员，有较低生活来源的，国家在社会保障金的征收比例上，应给与适当比例的降低。

4、减免特殊人员的社保金。现已失去劳动能力或当地政府无法安置的原残疾、工伤下岗人员，国家应减免其社会保障金，体现对特殊人群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