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十年代后期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普通农村。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上小学时的教室是借用民办教师的三间土坯闲房子，没有门窗，用的是用土坯砌的土课桌，后边停着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材，而且因为失火烧得黑黢黢。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这个教室上课，而且只有一个女老师。

那时放学后作业不多，主要任务就是拔猪草。春天麦苗返青时，一些有名无名的野菜也争先恐后的长出来了，我们放学后就背着筐去拨猪草，幸运的话还会捉住一只黄绒绒的小野兔。拨猪草这活从春天一直到秋后。再就是捡柴禾，春天用三叉刨茅草根，晒干了烧。春夏之交，割蒿子，这东西即使晒干了，烧时也是浓烟四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麦后，捡拾翻过地后的麦根。秋天用筢子搂玉米叶、豆叶、树叶。冬天到苇子湾除苇根。这时天寒地冻，苇子已经被人割走，每天冰上露出半手指那么高的苇茬，先用铁锨铲掉，然后用扫帚扫成堆，用筐背回家，晒干，当柴烧。

春回大地时，生产队上的苜蓿长出了嫩芽，我们这些孩子们总会偷偷弄点，母亲掺上一些玉米面，放点盐，蒸成糕，或者做成菜饼，无异于人间美味。那几年生产队里种地瓜特别多，秋天地瓜下来时，按人口分配，自己去刨，院子里、屋子里到处是地瓜，屋顶上是半干不湿的地瓜干。家里人口多，冬天母亲用十二印的大锅煮地瓜，一煮就是多半锅，挑着好的人吃，剩下的喂猪。

那时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各家各户孩子都多，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一个罗一个，洗的没有了颜色。小时候，父亲给买的海军背心穿着着实骄傲。中学时，大姐用黄色的卡布缝制的四个兜的褂子，一穿好几年。一年秋天，读初中的三姐参加篮球比赛，老师要求都穿秋衣，那时没有秋衣，就找人去借。当时全村只有一个在公社中学读高中的男生整天穿着一件紫色秋衣。母亲借来，洗了好多遍，水仍然浑浊不堪，可见他穿得有多脏。

那时一个村里也没有几辆自行车，一次有个远房舅舅骑一辆旧自行车到我家来，两个姐姐兴致勃勃地推着他这辆车跑到北洼的场院里学骑车，甚至骑到了路边的水沟里。那时，没有什么玩具，男孩玩砸杏核、抽老牛（用铁锨把粗的圆木削成的陀螺，底部砸上铁珠），打尜尜（gá用木棍削成的一种儿童玩具,两头尖中间大），用自行车链子造洋火枪，用弯曲的铁丝推车圈。女孩踢毽子，来房子（在地上划出图形，单腿独跳踢瓦片），到也其乐无穷。

冬天农村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或者听说书的。《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无论哪个村放电影，天一黑，家家户户都提前做饭，等不及的孩子们拿块饼子搬着凳子去占地方，很多电影看过多遍，电影里的台词都能背过。说书的那时较常见，两三个说书艺人，在大队书记家吃了晚饭，在院子外边点上贼亮的嘎石灯，喝口水，清清嗓子，便开始了。说书人有敲鼓的，有说唱的，手里拿个铙拔，一晚上咿咿呀呀，嘶哑着嗓子，说到高潮处，观众发出一片叫好声。往往说到深夜，孩子们在大人怀里睡着了，还没有收场。

最向往的就是过年了。大年初一大清早，天还不亮，各院的孩子就集合起来，东院、西院的拜年磕头了。随着一阵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孩子们争捡没有响的哑炮。有一年，我捡到一个没有炸坏的两响皮，在前边放进一个鞭炮，我拿着，大爷家的二哥点火，鞭炮响了，两响皮里还有一节也响了，把我的手炸得漆黑发麻，过年穿的新棉袄袖子也被炸掉半截，棉花还冒着火星。二哥吓的跑了，我也傻了。来拜年的一院中嫂子抓住我的胳膊摁进院子里的咸菜缸，最后借别人的旧棉袄穿着过了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喜欢玩鞭炮。

那时家里没有钟表，起床听鸡叫。读初一时，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窗外光亮如昼，心想一定是睡过了，便急匆匆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去上学，平常一起上学的伙伴小石头我也来不急等他了，在他家房后墙上踹了几脚，就急咧咧地大踏步奔向四里多地外的西寨中学，到了学校寂然无声，一个人也没有，我朝空中一看，朗月高照，如同白昼，这时我才明白起早了，便站到一个单身男老师门外，一直等到别的同学到来。

现在，农村的孩子再也不用给猪拔草，到处拾柴了，他们衣食无忧，看上了彩电，用上了电脑、手机。他们与我们当年相比，生活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的那些记忆已经走远，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心里，不能忘怀。

                             （作者：戴连强，德州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德州市委秘书长、德州市德城区政协副主席）